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地有。然似乎錯在知識者問題小，錯在行為者問題大，試看社會上發生的糾紛，你責他錯了，我責你錯了，所互相責的率以後者為多，而自錯誤所引生的禍害，亦每以後者為嚴重。在糾紛中，你說你有理，我說我有理，所彼此爭辨而各自表白者，亦多在情理上——即此亦見理性如何重要了。
儒家之理性主義
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等，並且亦不是多數人民（近代西洋要服從多數）。隻有將這一些（天、神、君、國、多數）當作理性的一個代名詞用的時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儒家假如亦有其主義的話，應理就是“理性主義”。前說孔子專作啟發理性的功夫；又說“儒家獨具之精神，就在他相信人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見前章）。那正指這不同乎理智的理性。
最能切實指點出理性給人看的，是繼承孔子精神的孟子。其言之明爽警辟者，如：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下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理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下略）
（上略）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可欲之謂善。（下略）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欲穿瑜之心，而義不可勝利也。
其後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言這樣主張的。
我說：在中國，人類理性開發得早；即指此。
儒家的教條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於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相處，恰可得一對照。回民都沒有吸雅片的，生活上且有許多良好習慣。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數。吸雅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彼此相形，全然兩樣。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為準於教規，受團體之監督，不得自便。漢民雖讀儒書，卻沒有宗教規條及組織。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他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麵的準則可循。固然製禮作樂，從外麵影響到生命亦是必須的；然製作必本乎人情。孟子總要爭辨義在內而不在外，就為此。
勉循外麵標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精神，不可不知。
因此儒家沒有教條；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的一條而已。他沒有旁的，隻是說：在你心裏清明之時，好自想想吧！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子貢方入。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