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認為我是個學者，或說我是個哲學家，是國學家，是佛學家等等。其實我全不是。我一向拒絕承認這些。我從來無意講學問，我隻是愛用心思於某些問題上而已。我常常說我一生受兩大問題的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再一個是人生問題。我一生幾十年在這兩大問題支配下而思想而活動——這就是我整整的一生。當我用心思於人生問題時，不知不覺走入哲學，實則曾沒有想要去學哲學的。我的學問都是這樣誤打誤撞出來的。
對於心理學亦複如是。初非有意研究心理學，但卒於有了我的一套心理學。
我最早的心理學見解，是隨著我早期的思想來的。我早期的思想，是受中國問題的刺激，在先父和父執彭翼仲先生的影響下而形成的。
先父和彭先生是距今六十年前的愛國維新主義者。在近百年，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激起許多有心人的維新運動。在北京辦小學，辦報紙，彭先生實為首創。小學和報紙在一處，走一個大門。我就是那小學的學生，還曾隨著大人們在大街上散發傳單，抵製美貨——因那時美國排斥華工，虐待華工。
先父當時認為中國積弱，全為文人——讀書人——所誤。文人專講虛文，不講實學。他常說，會做文章的人，就是會說假話的人。詩詞歌賦以至八股和古文等等，其中多是粉飾門麵的假話，全無實用。而全國讀書人都把全副精力用在其間。這是他最反對的。我所以沒有讀過舊經書，至今亦不會做韻文詩詞即為此。先父因為崇尚實用，一切評價——包涵是非善惡——皆以有無實用為準。其極端便成了實利主義，與墨子思想相近。墨子主張“節葬”、“非樂”等等，實太狹隘。把是非善惡隸屬於利害得失之下，亦即近代西洋——特別是英國——功利派的思想。我常常說我一生思想轉變大致可分三期，其第一期恰是近代西洋這一路。從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折返到印度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從印度思想轉歸到中國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了。不待多言，此第一期——早期的思想來曆就是如此。
隨著功利主義的人生思想，自然帶來了一種對人類心理的看法。那即是看人們的行動都是有意識的，都是趨利避害的，去苦就樂的。西洋經濟學家從“欲望”出發以講經濟學，提倡“開明的利己心”，要皆本於此。
以此眼光，抱此見解，去看世間人們的活動行事，確實也很說得通，解釋得過去。既然處處通得過，於是就相信人類果真是這樣的了——此即我對人類心理最初的一種認識。
這種對人心的粗淺看法，自已慢慢發見很多疑問，終於被自己否定了。其實若不深究，世上不正有許多人都停留在此粗淺看法上嗎？愛用心思的我，不停止地在觀察、在思考，終於覺得它不合事實。事實不這樣簡單。人們許多行事雖表麵上無不通過意識而來——不通過意識的行動是例外，是病態，是精神不健全——但實際上大都為感情衝動所左右所支配，而置利害得失於不管不顧。當其通過意識之時，不過假借一番說詞以自欺而欺人。是感情衝動支配意識，不是意識支配感情衝動。須知人類心理的根本重要所在，不在意識上，而寧在其隱藏於意識背後深處的。研究人類心理，正應當向人們不自覺，不自禁，不容己……那些地方去注意才行。
西洋心理學家過去一向看重意識，幾乎以意識概括人心，以為心理學就是意識之學。後來他們乃轉而注意到“本能”、“衝動”、“潛意識”（或“下意識”）“無意識”種種，這實為學術上一大進步。我自己恰同樣地亦經過這一轉變。此即我在人類心理的認識上第一次的翻案。亦即對人類心理較為後來的一種認識，但還不是最後的。
這裏應當說明一句話：第一期的人生思想與第一期的人類心理觀固相關聯，但如上所說的心理觀之轉入第二期，卻與第二期人生思想沒有關聯，而是與第三期人生思想密切相關的——下麵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