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實際上這兩者是一種密不可分的合作關係，缺一不可。但享譽天下的日本製造業和那些古怪的“從導彈到鉛筆什麼都賣”的日本特有的綜合商社都是在當時的日本政府有力的政策指導下才得到發展是不爭的事實。而現在日本經濟的沒落也是因為日本政府缺乏領導能力，其根本原因還是官僚隊伍質量的下降以及官僚發言權的降低。
結果還是外國觀察家的看法對，在實際上還是應該歸功於日本的官僚。
日本的經濟和企業經營中確實有很多在外國人看來很古怪的規矩。過去有不少人把日本經濟的成功歸功於這些規矩，而現在又有不少人把日本經濟的失敗歸罪於這些規矩。先不管這些規矩到底是不是那麼好或者那麼壞，仔細考察一下這些規矩的由來就可以發現那全是官僚們弄出來的。而且這些古怪規矩都能夠追根尋源回溯到戰前的時候，實際上當年樹立這些古怪規矩都是為了跑步進入資本主義，而這些規矩現在之所以被看作“古怪”，也就是因為日本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已經不需要這些規矩了。而退步了的日本官僚們找不出新的辦法，這可能才是日本這二十年來不景氣的根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官僚們對日本經濟的功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人一直給人一種辦事死板的印象，但是日本的官僚們卻不是這樣。日本的官僚們受美國的影響很深，辦事行事很實用主義，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反正什麼正經都能給他們念歪過來。從明治開始的日本官僚就是這樣，並不是因為在戰後受到美國的影響而變得比較實用主義，這是因為明治早期的留學生主要是送去英美，再加上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似乎日後特別能混，從1920年之後的各個省廳的親任官裏美國留學生特別多，影響了日本衙門的風氣。
日本的官僚們絕不會像帝國陸海軍的那些精英參謀一樣連雷達這麼一種兵器還要區分一下在政治上是不是正確，他們是凡事先披上一件“政治上正確”的馬甲再說，在他們這裏沒有政治上不正確的東西，即使真的有，他們也會先修改政治的定義，戰前的革新官僚們是這樣，戰後的日本官僚就更是這樣了，而且本來想在日本官僚中劃分“戰前”和“戰後”幾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戰敗了，國內一片焦土廢墟，還有幾百萬本來應該是好勞力的青壯年作為陸海軍軍人分布在從赤道到中國大陸的半個太平洋上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就連當時那麼好戰的軍人們這時也閉上了嘴，他們能做的最多就是為了他們的天皇去剖肚子。
可是官僚們沒有這樣，有趣的是從他們身上都看不到什麼心灰意懶的跡象，他們還在認真地工作，甚至比戰時還要更加努力更加認真，因為這時候像枷鎖一樣捆在他們身上的軍部已經不再存在，成天說廢話的政治家也不見了，他們能夠自由自在地行事了。就這樣，日本的官僚們從零開始，製定和實行了複興日本的計劃。
從戰前到戰中一直壓在日本官僚頭上的軍部，政治家和財閥這三座大山被麥克阿瑟用刺刀撥到了一邊，官僚們可以盡他們的想象力來施展他們的抱負了。對於日本官僚們來說，戰後最大的變化就是政府被官僚們所掌握了。
從戰後第一任民選內閣的首相吉田茂開始，在長達幾乎三十年中，日本首相幾乎都是職業官僚出身，而且除了池田勇人在戰前因為身體原因沒什麼大作為之外，其他的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和革新官僚有關係，至於岸信介就幹脆是革新官僚的代表人物了。所以他們一旦得勢之後，肯定要帶領日本再次跑步進入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