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任何機會來攻擊官僚，而且傳媒人士在批判官僚的時候永遠不會忘記要交代那位受攻擊官僚的出身學校和學部，而這個學校和學部肯定是“東京大學法學部”。
如果不是呢？不是就不提出身學校。
所以與其說這種攻擊是出於對官僚行事做派的義憤，不如說是從青春期帶過來的學曆情結在作怪。
五十六.官僚和議員
官僚的學曆問題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為什麼原來沒有表現得這麼嚴重呢？這是因為戰前的日本並不是一個什麼民主主義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雖然實現了君主立憲，但和真正的民主主義相距甚遠，而隻是一個官僚的國家，特別是如果把“官僚”的概念從文官推廣到武官的話就更加合適了。
戰前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和政黨無關，是天皇和元老重臣們商量著定，定下來的首相再和有關方麵商量一下找誰當什麼大臣這就把閣組起來了。雖然有一個叫做“大日本帝國議會”的組織，但基本上就是一個擺設。那麼多首相，除了早年的元老之外，全部都出自東京帝大，陸軍士官學校或者海軍兵學校，而這三所學校可以說是“排名不分先後”的。而大臣中除了陸海軍大臣之外更是幾乎清一色出自東京帝國大學，而且還基本上全是從次官做過來的。被稱為“代議士”的那些所謂政治家們實際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很低，比如當時隻是一介少佐的佐藤賢了才就能夠在國會對代議士大喝“黙れ”（住嘴）這件事就是戰前政治家地位的最好寫證。
戰前的日本是個純粹的學曆社會和等級社會，帝國大學和陸士海兵的畢業生們都被稱為“學曆貴族”或者“精神貴族”，那時的學曆就是通向成功的通行證，武官也好，文官也好，大家都有著差不多的學曆。沒有學曆的人則徹底沒有發言權，所以學曆情結不會引出強烈的排斥官僚的傾向。
但是戰後就不同了。勝利者美國人帶來了普選製度和這個製度所反映的“民意”這個概念，這一下事情就起了變化，擁有“民意”的政治家們壓過了擁有著“學曆”的官僚們。
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要改變從“帝國高等文官”製度而來的意識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更何況“學而優則仕”是幾千年的儒家教誨。這樣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後的曆任首相，除了在職時間隻有54天的東久邇宮稔彥王和65天的石橋湛山分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早稻田大學之外，其餘的幣原喜重郎，吉田茂，片山哲，蘆田均，鳩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清一色全部都是帝國帝大法學部的畢業生，而且除了池田勇人一人之外還全部都是東京帝國大學，這些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的首相們除了片山哲和鳩山一郎之外還都有著官僚經驗，其中的幣原喜重郎，，岸信介，池田勇人和佐藤榮作這四個人還都當過次官，這樣那時候的官僚們還像戰前的高等文官們那樣，並沒有把事務次官看作自己仕途的頂峰，真正有抱負的官僚們，還在看著大臣的位置，做著總理大臣夢的人，應該也不在少數。所以在戰後的前期官僚們退官之後參加國會選舉競選議員的很多，有過次官經驗的也不在少數。像第一位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的父親鳩山威一郎就是從大藏省事務次官退官之後參選參議院從而出任過外務大臣的，這樣的人在自民黨內不少，比如曾經在小淵內閣出任過郵政大臣的野田聖子的祖父野田卯一也是在大藏次官退官之後當選為參議員之後出任建設大臣的，而先後出任過防衛大臣，農水大臣，自民黨政調會長等要職的石破茂的父親石破二郎則更是從建設次官退官之後參選鳥取縣知事，在連續四任16年之後再參選參議員，出任自治大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