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議員大人在對著電視攝像機說上麵這番話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這種議員在國會裏的比例相當大，像2009年民主黨取得政權之後想清查一下預算以看看能否減少浪費，省出錢來實現選舉時對選民作出的允諾，本來應該使用更多的議員從事該項工作，但當時的幹事長小澤一郎突然叫停，因為新當選的議員們“尚屬學習階段”，根本就不能工作。
日本的納稅者們支付給國會議員的錢是很多的，包括議員本人的工資和獎金，兩位秘書的工資和獎金，議員宿舍費用以及所使用的水電費，在國內來往的所有交通費以及出國訪問所需的費用，和供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的“政黨助成金”在一起每年可能要高達上億日元，大約合一百多萬美元。日本的納稅人似乎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真的有必要向一位一無所能，必須從頭學起的菜鳥議員支付這麼多錢？
政治家素質低下的原因在於選舉製度本身對政治家的素質沒有要求。
日本的官僚隊伍之所以能做到和血緣無關是因為有一個及其嚴格的入門門檻的考試製度，而國會議員則沒有，日本社會的常識是，要成為所謂“政治家”就僅僅需要“看板，地盤和皮包”，也就是人望，支持者和金錢，而這三個要素和政治家本人的素質教養以及能力都沒有任何關係，換言之都可以用金錢換來，也就是說所謂選舉在一般情況下僅僅是一次參選各方在財力上的較量。
而且對參政者的第一個考驗就是經濟上的。在日本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參選”，參加日本公職選舉是有一道叫做“烘托金”的金錢門檻的。候選人需要交一筆保證金才能參加選舉，如果沒有當選並且在選舉中的得票率少於多少的時候這筆錢將被沒收充公，這筆烘托金不是一個小數字，參選眾議員需要三百萬日元，而參選參議員竟然需要超過了平均年收的六百萬日元。據說製定這條製度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選舉時選舉人林立的混亂，但這條製度使得窮人無法參選也是事實。
從理論上來說，選民有著“一票的力量”，而這一票的力量很大，可以排斥那些選民所不喜歡的人，但在實際操作中卻不是這樣。因為候選人名單裏到底有沒有“選民所喜歡的人”就是一個問題，有一句美國諺語說選舉是“choose a worse among the worst”（在一群最壞的裏麵選一個比較壞的），在日本也差不多。甚至在不少時候還不是好壞的問題，幹脆就是智商的問題。
選舉是一種決策過程，但是即使不考慮賄選因素，選民們實際上還是處在一個缺乏足夠信息的決策位置。而且絕大多數選民對於決策的目的一無所知或者隻有經傳媒而來的不正確的了解，所以到最後能在選舉中勝出的一般都是一些擁有強大財力，能夠通過耗費極大的宣傳活動讓選民注意到自己，並且能夠提出迎合選民的競選口號的那些人。
現代民主社會用來產生的那些政治家們的這種選舉製度不僅缺少保證政治家素質的功能，而且通過這種製度所產生的政治家本身就有先天性的弱點。因為隻有在選舉中勝出了才是政治家，所以政治家的目標就僅僅在於在於繼續當選。不管政治家在台上是如何地見官大一級的威風十足，但隻要一旦落選就隻是一個普通的大爺大娘。別看政治家開口就是“為國為民”，實際上指望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