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行為準則，與我們從小受到的“以天下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確實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對於個人而言，國家、民族也確實與公司是有本質不同的。
公司是市場經濟中，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經營實體，它不能夠也不應該承載太多的經濟利益以外的責任，何況幾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責任公司”。而國家和民族遠遠不隻是一個經濟實體，她承載了經濟，但還有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價值，她是無限責任的。
一個人不能將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態度，簡單地應用到對待自己供職的公司上麵。那樣的話，你很可能不自覺地將公司變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場經濟中的企業，都無法承擔這種責任。你很難逃脫幻滅的結局。當然，我們也不應該把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簡化為一個經濟實體。這樣做，你將從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園，很難避免淪為一個“經濟動物”的下場。
而作為一個公司的管理者，他應該十分注意不要將國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簡單地應用在企業的管理上，從而在以經濟活動為核心主體的企業身上，不適當地添加許多神聖的內涵,乃至給企業帶上一個超凡脫俗的光環。那樣他會在無知中，會深深地傷害一個企業。
企業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經濟利益的社會抱負，但是企業本質隻能是經濟實體，而且企業中的絕大部分員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經濟利益原則行事的普通人。企業隻有在履行好了自己的經濟角色的基礎上，才能談經濟以外的事情。
在後來的工作中，我的這個態度遭到了一些朋友的非議，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2004年，我在為一個企業做培訓的時候，當談到企業的第一本質是經濟利益共同體的時候，一個總經理當時便站起來反對這種說法，並摔門而去，以示抗議，認為我褻瀆了企業的神聖。2005年春節期間，一個朋友發來了吳曉波發表於《經濟觀察報》的一篇“被誇大的公司使命：從醜陋的資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文章，此文討論的也是這個話題。
轉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誌雄在公司組織聯歡活動，要求我來做男主持人。我自己還真的沒有這方麵的經曆。不過我沒有拒絕。這又不是什麼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動結束後，原來的同事對我說：“你怎麼這樣，讓別人當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沒有認為柳誌雄有這種惡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在總經理帶領下曾經滿懷理想投身惠州的過去的同事。惠州這段經曆對於大家的影響還明顯可見。公司後來發展到這個地步，我作為外人來看，給大家朋友兼同事之間的關係，造成了明顯的傷害。他們受到的傷害，不僅是經濟上的，不僅是時間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為變故的直接經曆者，清楚地看到，當時我們大家在一種不適合市場經濟的意識影響下，把親情變成了企業管理的重要手段，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業的負麵變故對大家造成的傷害。
惠州的集團公司的這段飽含親情的管理實踐，從反麵促使我轉向了職業化的行為方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