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曾在一篇奏折中說：“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為最亟。”確實，如果官吏不思進取，所治地區就很難有向上的氣象；如果官吏巧取豪奪，百姓就不可能有富足的生活。因此，林則徐對屬吏的考察一向特別用心。按考績是清代吏治的要典，是內外官員進退升降的依據，而責成行政首長妥善辦理。當時外官的考績，名為“大計”，每逢寅、巳、申、亥年即每三年舉行一次，各級官吏的政績及其升降去留，全由總督和巡撫一一嚴密考核再上報朝廷，由朝廷據以處理。林則徐接任江蘇巡撫後，次年就是大計之年，林則徐因深知吏治之重要，在考察官吏上就格外盡心。他在密陳所屬藩、臬、道、府等員考語的奏疏中，首先懇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場說，考察官吏政績首先要考察自己，必須把各級各類官員的事務一一了然於胸，然後才能得知屬員有沒有盡心盡力。如果上司沒有事先了解一項事務的詳情，又怎麼能察其情偽呢？因此，“半載以來，隨時考察，雖不敢謂灼見無遺，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尚可陳其梗概……”。林則徐在充分了解相關情況後，還要親手謄寫清單以便保密。他對官吏的考核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由於經過這樣科學、嚴密的審查，林則徐選用人才或彈劾官吏都有充分依據，也就不會在人事上犯錯誤。他所舉薦的人才，都是憑借才德而有所作為成為名臣的，沒有一個人因德行不佳遭到非議。他所摒斥的官吏，也都深知自身存在嚴重問題，直到老去對林則徐也沒有一句怨言，受彈劾者的家族也都認為林則徐十分公正。他在呈報朝廷的奏牘中議論屬吏的優劣也都恰如其分，從來不過分讚譽或過分毀損。有個例子可以證明林則徐對屬員的考語有多麼切實、負責。姚瑩在武進等縣任知縣，總督陶澍對他的考語是“精勤卓練，有守有為”八個字，也可謂高度凝練、概括，而林則徐的考語則是：“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在閩省，聞其曆著政聲，自到江南，曆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這就十分詳細，便於朝廷對其產生具體的印象和正確的判斷。翻看曆史不難發覺，林則徐的這一評語與姚瑩一生的行事人品完全符合。
林則徐以往在江蘇擔任按察使時，就深感此地積壓案件之風盛行，他曾進行過整肅。此時，江蘇的刑錢案件仍多於其他省份，而且依然存在積壓之弊。林則徐十分厭惡案牘的積壓，覺得這對社會風氣和百姓生活的負麵影響極大。他擔任巡撫後致力於根除這一弊病，嚴令各級官吏清厘所有未結的交代案件。
林則徐曾在一篇奏折中說：“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為最亟。”確實，如果官吏不思進取，所治地區就很難有向上的氣象；如果官吏巧取豪奪，百姓就不可能有富足的生活。因此，林則徐對屬吏的考察一向特別用心。按考績是清代吏治的要典，是內外官員進退升降的依據，而責成行政首長妥善辦理。當時外官的考績，名為“大計”，每逢寅、巳、申、亥年即每三年舉行一次，各級官吏的政績及其升降去留，全由總督和巡撫一一嚴密考核再上報朝廷，由朝廷據以處理。林則徐接任江蘇巡撫後，次年就是大計之年，林則徐因深知吏治之重要，在考察官吏上就格外盡心。他在密陳所屬藩、臬、道、府等員考語的奏疏中，首先懇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場說，考察官吏政績首先要考察自己，必須把各級各類官員的事務一一了然於胸，然後才能得知屬員有沒有盡心盡力。如果上司沒有事先了解一項事務的詳情，又怎麼能察其情偽呢？因此，“半載以來，隨時考察，雖不敢謂灼見無遺，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尚可陳其梗概……”。林則徐在充分了解相關情況後，還要親手謄寫清單以便保密。他對官吏的考核可以說是盡心盡力。
由於經過這樣科學、嚴密的審查，林則徐選用人才或彈劾官吏都有充分依據，也就不會在人事上犯錯誤。他所舉薦的人才，都是憑借才德而有所作為成為名臣的，沒有一個人因德行不佳遭到非議。他所摒斥的官吏，也都深知自身存在嚴重問題，直到老去對林則徐也沒有一句怨言，受彈劾者的家族也都認為林則徐十分公正。他在呈報朝廷的奏牘中議論屬吏的優劣也都恰如其分，從來不過分讚譽或過分毀損。有個例子可以證明林則徐對屬員的考語有多麼切實、負責。姚瑩在武進等縣任知縣，總督陶澍對他的考語是“精勤卓練，有守有為”八個字，也可謂高度凝練、概括，而林則徐的考語則是：“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在閩省，聞其曆著政聲，自到江南，曆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這就十分詳細，便於朝廷對其產生具體的印象和正確的判斷。翻看曆史不難發覺，林則徐的這一評語與姚瑩一生的行事人品完全符合。
林則徐以往在江蘇擔任按察使時，就深感此地積壓案件之風盛行，他曾進行過整肅。此時，江蘇的刑錢案件仍多於其他省份，而且依然存在積壓之弊。林則徐十分厭惡案牘的積壓，覺得這對社會風氣和百姓生活的負麵影響極大。他擔任巡撫後致力於根除這一弊病，嚴令各級官吏清厘所有未結的交代案件。
林則徐同樣是治理鹽務的能手。早年署理浙江鹽運使時，他就有過出色的表現。他還做過淮海道 （“道”是地方行政機構之一），負有兼理鹽法的責任，雖然為期甚短，但他對兩淮的鹽務多少還是有所了解的。道光十六年（1836），林則徐署理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發現鹽政也存在許多問題。江蘇的兩淮地區鹽場很多，產鹽行銷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是全國鹽課最重要的一部分。在鹽務上，清代的管理沿襲明製，規定食鹽劃區銷售。清中期以後，鹽政日益腐敗，朝廷又因為財政日益枯竭而不斷加重鹽稅，致使鹽價不斷上升，於是私鹽肆虐，官鹽滯銷，清政府的鹽稅收入日漸減少。麵對鹽政沉屙，清政府焦急萬分卻無法可想。其實，早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包世臣就已提出改行票鹽的建議。票鹽，要求憑鹽票運銷食鹽。這個方法源自明代，由官府給票，量收稅課，憑票行鹽。道光十二年（1832），陶澍開始著手進行鹽政改革，廢除陳規，實行票鹽製度，打破了鹽商壟斷，政府的鹽稅也因而大增。對於陶澍的改革，林則徐大力支持，他不僅在淮北積極推行這一製度，還密切關注京城那些反對者的意見，從中汲取合理的部分，使鹽務不斷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