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國家立場要打破家族使個人直接隸國家（關於這一點證據甚多），獎勵耕戰，用以對外。其傾向正與歐洲相合，但那時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沒有改進，卻難詳考。怕不見得是由生產力而決定其上層建築底罷？相反地，或者倒是由法製（上層建築）而影響於經濟，影響於生產！
再舉第二個例。歐洲的瑞士，於一九〇七年新頒民法，頗重家庭製度。在其三三一條以下，特置家權一節，其最重要者為家產共有。且於親權外並立家長權。但我們能不能說瑞士這時候還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呢？
還有在另文中，我們說到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漢民雜處，其道德習慣互異恰可得一對照。漢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則生活於其宗教團體規律之中。我們又能不能指出其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有何不同呢？
從上麵三個事例來看，家庭在中國人生活裏之特重，明明不是“生產家庭化”這一點可以解釋得了。
六.文化之形成和變遷
中國一直是一個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底農業社會；中國傳統底風教禮俗，無疑地自要與它相適應。尤其有見於二千年文化頗少變革，更不難推想其間相互適應已達於高度。但我沒有理由可以遽行論斷一切中國風教禮俗，就為這種經濟所決定而形成。相反地，說不定中國生產工具生產方法曆二千餘年不得前進到產業革命，正亦許受了其風教禮俗的影響。
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而家庭製度不得不變，固係事實。但霍布浩士（Hebhouse）著《簡單民族中的物質文化與社會製度》一書，曾想設法求出社會製度和物質文化間的相關係數來，結果是相關係數並不很大。民族學上的材料，顯出文化的各部間，可以有各種不同配合，其例不勝枚舉。
“非物質文化”中，比較密切適應於物質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來稱之為“適應文化”（adaptiveculture）。當物質文化變遷時，它應亦隨之而變。但其變遷亦不一定能同時，有底落後甚久。在現代，其例甚多。至其餘那些，對於物質狀況之適應程度更不高，而物質文化對於它亦常不調適。文化中，是有幾部相互關聯較密底，亦有幾部比較底獨立些。
有時“非物質文化”的變動，並非被物質文化之變動所引起；但這些亦不引起物質的變動來。希臘“非物質文化”的高度，有些很可與我們現在相比；但是其物質文化，卻進展不大。
想要把握人類曆史的動因，而在文化學上建立一普遍適用底理論，恐不免都是妄人。我隻能就事論事，將我所見到者說出來而止。
七.中西文化的分水嶺
以我所見，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中國古初與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彼此都不相遠（後詳）。但西洋繼此而有之文化發展，則以偉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國卻以非宗教之周孔教化作中心。後此兩方種種不同，悉決於此；特別是社會構造的演化不同。周孔教化“極高明而道中庸”於古代家庭家族生活無所驟改，而潤澤以禮文，提高其精神。西洋卻由基督教轉向大團體生活，而家庭以輕，家族以裂。此其大較也。
這一本書（《中國文化要義》），都將以此（宗教問題是分水嶺）為主眼，而委悉證明之。今且從現在討論之“家”底問題入手，依據曆史指出社會演進上之中西殊途。
八.希臘羅馬古代社會
希臘羅馬古代社會，不但與近代歐洲社會不同，抑且與他們中古社會亦甚兩樣，卻轉而與我們中國多分相似。此看古朗士（FusteldeCoulanges）著《希臘羅馬古代社會研究》可知。古氏書極精審，為此項研究中之名著，今有李玄伯先生譯本（商務出版）。譯者亦頗用心，於其所述許多情節有合於中國古禮古俗者，均引經據典為之注明。雖李君注文，未可完全讚同；然固有助於讀者了解西洋古代社會，正與吾土多相肖似也。
書中所述，一言總括就是：崇拜祖先，完全以家族體係組成底社會，所謂宗法社會者是。其社會所由組成，一恃乎宗教。他們亦有法律，亦有政治，亦有戰爭，亦有社交娛樂；但一切的一切，原本宗教而為宗教之事。那時人對於神敬畏甚至；但家各有神，彼此不能相通。不但不能相通，且各守私秘，隱相排斥嫉忌。所以嚴譯甄克斯《社會通詮》論到宗法社會的宗教，亦說：可私而不可公，本乎人而不出於天，宜幽而不宜顯，是其三特征。積若幹家而為“居裏”；積若幹“居裏”而為部落，積若幹部落而為邦。社會組織之擴大，與其宗教觀念信仰對象之發展，要必相因相待。組織最大止於邦，信仰亦至於邦神而止。然每個小範圍之祭祀、佳節、集會、首領各保存如故；此即謂之多神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