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顯然可見有下列四大短處：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來辦，執法的精神不夠，而且很容易徇情。外國人則比較守法，這就為外國人平素過集團生活，凡事在團體內，都一律辦理，不能通融。團體人多時，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則一切情形，就要兩樣。有老，有壯，有少，有男，有女，有親疏，遠近，種種不同，應該要分別辦。
第二是缺乏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是在人多的時候，能夠有條理，有次序，並不因人多而紊亂，盡管人多，行動起來，還能敏捷，迅速，這就完全靠的是紀律。例如火車站，汽車站，電影場的賣票，在西洋人，凡是遇到這種事情，都要買票，依次辦理，沒有爭先恐後的情形，中國人則不會有很好的秩序，這就是紀律的習慣沒有養成。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集第二次內政會議，出席者除各省民政處（廳）長外，還邀請各界專家，在會上討論到如何開鄉鎮保民大會等情形。當時，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廳長熊式輝就說：“不必要開什麼鄉鎮保民大會，會決開不好的。”晏陽初先生也是被邀請的一個，馬上立起來說：“我知道你們那裏開會是開不好，因為你們沒有辦平民教育。”熊式輝又說：“不隻我們江西人開會開不好，就如我們中央委員開會，也都開不好。”習慣之養成在平素，非短期教育所能為功，中國人，雖大學畢業者，一樣開會開不好，這就是缺乏紀律習慣和組織能力。
第三是缺乏組織能力：晏陽初先生曾對我說過，有一個美國人向他說：“一個中國人是聰明的，兩個中國人就蠢笨了。”這是說明中國最缺乏組織與合作。河南胡石青先生，曾遍遊全球大陸，到過很多國家，見聞極廣。他回國來述說他見聞的結論：“華僑的天份高，日本人及當地土人，逐處都趕不上，中國人行行都出色，雖強盜乞丐，亦為外國人所不及，在墨西哥，就有一華盜，非常出名。惟華僑，勿論作甚麼，都是他個人本領的表現，而不是組織的能力，不能群策群力。”所以在華僑自身無組織，政府不知保護的情形下，中國人常常仍受日本人與土人的欺負。何謂組織能力呢？組織能力是比紀律習慣更高的能力。習慣是可以被動的養成，如訓練壯丁，可以把他們訓練得有紀律，但還不能訓練到使其有組織。組織是大家合攏起來，每一個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煩的商量辦事；商量之後，能夠有所決定，而且痛快的執行，這是為中國人所最不易見的。中國人有兩偏，一是我作主，一切聽我的；一是聽人作主，自己甘於被動；最難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攏來商量辦事。譬如“五四”運動，其時我正在北大教書，當時學生運動，是很有名的，但學生會就組織不好，表麵學生會轟轟烈烈，但裏麵有一個現象，就是其中熱心者，可以廢寢忘食，這就是大家都讓他作主的時候，一旦他的主張遇到阻礙，大家不聽他的，馬上就消極得一切不管，這就是缺乏組織能力的證明。
從前在鄒平，我的一個朋友作實驗縣長，他跟我說：“中國人，真是沒有辦法。我有時下鄉，看到地方應該要辦的事，就集合當地民眾，叫他們來商量，但總是商量不攏。末了隻得由我從他們的幾個意見中，采取一個辦法，但辦起來，很不痛快，因為那些意見未被采取的人，消極抵製之故。後來旁人告訴我說，當初不應該要他們商量，幹脆叫他們辦就好了。”這就是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這種耐煩商量的能力，互相讓步的雅量，是團體中作一份子所必要者。既不是作皇帝，亦不是作順民。有一個人說一句刻薄話說：“中國人不是作皇帝，就是作順民。”其實中國人，都是皇帝，也都是順民。當他在家裏關起門來就是皇帝，出了門非常容易馴服妥協，豈不是一個順民？總之，剛好不能夠有組織能力，不能作民主團體生活中的一個人。
第四是缺乏公共觀念：如合作社社員，對於合作社，政黨黨員對於政黨，地方人對於本地方，國民對於國家，這些都是公共觀念。大體上說，集會結社之事，在中國從前本來很少，所以對於團體觀念，中國人比較缺乏。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提倡維新，著有《新民說》一書，他說：“中國想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於舊時的中國人，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最必須的條件，就是公德。”中國人過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為公共服務，就不講求。反之西洋卻處處是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