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外院，一溜五間南房，由南屋二姨一人住著。聽娘說她是東北一位軍閥的二小姐，所以我們叫她南屋二姨。
南屋二姨屋裏的家具陳設好看之極，凳子都是像鼓一樣的雕著花的瓷墩子，梳妝台都是帶穿衣鏡的，而且有兩個，在房間裏對麵擺著。她喜歡給我剪頭發，一看見我頭發長了，就把我叫進她的屋裏，在穿衣鏡前放上椅子，再在椅子上放一個小板凳，讓我坐在上麵，給我剪帶齊眉穗兒的妹妹頭。這時我就會驚喜地在鏡子裏看見一連串的我，因為我的身後還有一個大穿衣鏡呢。
剪完以後，她還常常給我幾塊餅幹，然後笑著說:“我就喜歡你的眼睛，一笑起來像兩個彎彎的小月亮。”但我始終不知道我的眼睛怎麼會像月亮。
她時常到我家來幫母親幹針線活。冬天了，母親隻顧照顧全家人，卻顧不上給自己做一件棉襖，她怕母親冷，就從我家搜集了許多零散的小皮子，用細密的針線縫綴在一起，給母親做了一件皮襖。母親摸著皮襖感動地說:“誰也不會像你南屋二姨一樣，做得這麼好。”
她有時和母親說話，說到她將來無依無靠，孤身一人，不知道會是怎樣的結果時，就會很感傷。有一次，她笑著對我說:“等我老了，沒飯吃了，我就去跳大河，好不好?”我想了想，覺得不能讓她跳大河，就說:“你要是去跳大河，我就養著你。”她說:“要等我去跳大河，你才養著我嗎?”眼中是一絲若有若無的遺憾和期待。四五歲的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用黑黑的眼睛看著她。但正是她那無助的眼神，使我一生都未曾忘記過我這兒時的承諾。
南屋二姨待人溫和、有禮，會寫詩，字也寫得不錯，她常常寫了掛在牆上，自己看。院裏人說她是個老姑娘，所以一個人住。但每到周六，都會有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女孩子來看她，那是她最高興的時候，會給她們做許多好吃的東西。那女人十分好看，一張鵝蛋臉白裏透紅，細長的眼睛，清亮亮的，像水一樣溫柔。那是南屋二姨的弟媳，那個女孩兒是她的侄女。在東北的時候，南屋二姨曾有一個弟弟，三少爺，思想進步，愛上了一個農村姑娘。當軍閥的父親自然不會同意，於是她弟弟帶上那姑娘跑了，投奔了革命。他有文化，在革命隊伍裏很快成了幹部，但後來因故自殺了。他的妻女隨著革命隊伍進了北京，成了南屋二姨最親的人。南屋二姨的侄女後來在北醫(原北京醫學院)讀書，照樣每星期都來看望姑姑。她長得極美，有一種令人心醉的嫵媚，可想而知她媽媽的當年了。但在反右的時候，她因為為自己父親的死感到不平，受到批判，於是多多地吃了安眠藥，隨她父親去了。從此，南屋二姨的腰就彎了。
南屋二姨很愛國，愛社會主義。20世紀50年代街道上的各種運動她都積極參加，像掃盲、愛國衛生運動等等，她都積極參加。她幹不了別的，就寫詩，她寫詩文白參半，但大家都說好，有時就登在街道的黑板報上，她就會很高興，讓院裏人去看。
她沒有別的收入，全靠賣她屋裏的東西，她經常拿過一些精致的小花瓶、漆器等小擺設來送給我玩，並感歎地說:“這些東西賣不上價，沒人要的。”可我卻十分喜歡。
到“文革”時她的東西已賣得差不多了，住房也從原來的五大間收縮成了一小間。但愛美之心仍在，總是把房間收拾得窗明幾淨，花瓶裏插著求我給她做的幾朵紙花。
她依然自尊。母親想接濟她，知她必不肯受，就對她說想請她過來幫忙照看姐姐的孩子，每月貼補她幾塊錢。她很高興地答應了，並認真地忙活著，還時常把孩子抱到她屋裏，竭盡所能地為孩子弄好吃的。母親慨歎地說，照這樣，這幾塊錢幫不了她，反倒要讓她貼補孩子了。
母親去世後，南屋二姨的頭發一下子全白了。她學會了糊紙盒，每天從街道領回一些料，從早上糊到深夜，一分錢一分錢地掙來吃飯。
我結婚的時候，她送我一個大紙箱子，上麵貼著花紙。她赧然地說:“我沒錢買花紙，不然我可以給你糊個更好的。這裏麵的硬紙胎，是我從商店裏要來的包裝冰棍兒的紙盒，用它們給你糊的。”又拿出三條手絹，一條大的，男人用的，還有兩條小的，說:“你結婚，我送不出別的了。”說著，她哭了。我也哭了，為我實現不了的兒時承諾，我一直沒有忘記，四五歲的時候，我曾答應過她，在她沒有辦法生活下去的時候，我要養著她。
再後來，南屋二姨走了，和她侄女一樣，吃了過多的安眠藥。據說她走時臉色很安詳。
她走的前一天晚上，過來看了我的妹妹，並把一個精致的小花瓶送給了妹妹，對妹妹說，這是她最後一個小花瓶了。妹妹愛不釋手，驚喜地謝了南屋二姨。後來妹妹告訴我，當時南屋二姨很安慰地對著她笑了，但眼裏含著淚。
那時我還在五七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