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天津上大學的時候，常常受到批評，原因是“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具體表現之一是家庭觀念太深，總想家。這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自然是不被允許的，但這一批評實在也一點兒不委屈我。每逢暑假、寒假，五一、十一假期，甚至元旦，我是必回北京不可的。而且一回到家就不願走，走時那一步三回頭的樣子，至今如在眼前。畢業時，同學們送我一首詩:“大地春如海，兒女國是家。戰旗亂卷時，長劍走天涯。”要我多一點兒革命化，少一點女兒氣。可我畢業多年之後，即便在刀光劍影的“文革”中，盡管我努力改造思想，在這個方麵卻依然故我，毫無長進。
1969年我離京下放幹校，仍然時時想家。有時我“狠挖思想根源”，問自己:到底為什麼想家?到底想家裏的什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終於找到了答案。當時由於林彪的什麼什麼令，北京“疏散”人口，我母親帶著4歲的侄兒，“疏散”到了在陝西工作的哥哥那裏。我在幹校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刻感到北京那座時刻使我夢魂縈繞的四合院，好似變成了一片沙漠，對我失去了全部魅力。直到這時我才明白，原來我想家就是想念母親，沒有母親的家，就再也稱不上是家了。
1971年3月，母親去世了，她隻有58歲。那時哥哥是右派，在陝西，兩個姐姐和我分別在幹校接受審查和改造，母親一個人帶著三個遠離父母的孫兒、孫女，自己長時間生病，發燒咳嗽，竟不肯放下孩子到醫院去看看病。直到被親戚送進醫院時，已沒了血壓，僅住院五天，就以並非絕症的肺炎病故。
那時我正在幹校接受審查。3月4日晚，我突然被軍宣隊叫去，說我母親病重，家中已來電報。可是作為審查對象，不經軍宣隊批準不能回家。當時我清清楚楚地預感到了某種不祥，回到宿舍失聲痛哭，在絕望中哭得天昏地暗，當時我就感覺到再也見不到母親了，那時的時間是晚上7點，後來得知，母親正是在我大哭的那一刻走的。
母親去世以後，我好似丟失了整個世界，心總是空空的。我曾做過一個夢，夢見在天津的一個很髒很破的小飯館裏，坐著一位從未見過麵的遠房姨母。在昏暗的汽燈下，我問她在哪裏可以找到母親。她想了想，說:“你坐18路公共汽車去找找吧。”我一下子驚醒，仔細回憶，姨母說的確實是18路公共汽車。我利用一次幹校休假的機會，一個人去天津，找到18路公共汽車，一直坐到終點站下瓦房。我在站牌下站了好幾個小時，在蕭索的秋風中望著鉛灰色的天空，望著人世上來來往往的人群，終於明白，世間和黃泉是無路可通的。
第二年我結了婚。再一年，有了女兒。我和愛人都在大學教書，女兒全托在城裏一位老奶奶家裏。一次女兒發高燒，老奶奶打電話把我叫去。當時女兒燒到了攝氏40度，我又急又怕，抱著她去找一位老中醫。他給開了羚羊粉，說這是最好的退燒藥，但醫院沒有，需去藥店外購。
當時已是晚上十點多，我把女兒送回老奶奶家後，立即騎上自行車，從西單到前門，又從前門到西單，敲開了我能找得到的每一家藥店的門，從那半尺見方的小窗口，聽到的都是令人絕望的兩個字:“沒有!”
等到了西四懷仁堂藥店又聽到那兩個字的回答時，我已支持不住，隻能用力抓著門上的鐵柵，使自己不倒下去。這時我透過小窗，依稀看到裏麵是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隻聽他歎了口氣，說:“明天你到白塔寺藥店或前門同仁堂藥店去碰碰運氣吧，隻有這兩個藥店每天有可能賣幾份兒。但是要早去，記著，三四點鍾就去排隊才買得上。”
老人的話終於使我有了一線希望。當時已是深夜一點，我沒勇氣回老奶奶家看高燒的女兒，一心想著怎樣為她買到救命的羚羊粉。我想前門和白塔寺兩處，我一個人無法分身去買，必須回清華大學叫醒丈夫，分頭去排隊才行。於是我蹬上車，急急向清華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