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孩子的希望準確地道明了那隻叫史努比的小狗讓我們如癡如迷的關鍵——它代表著人類永恒的困境——夢想與現實的衝突。這隻倔強富有個性的狗，如此堅決地拒絕承認自己作為狗的身份，當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說，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樹枝扔出去，狗就會跑過去把它叼回來。於是，史努比就叼來一個樹枝，一下子扔到了遠方，然後眼巴巴地看著查理·布朗。它常常專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寫作它的不朽的小說。盡管小說的開頭從未改變過，盡管它從來隻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飛行員，並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了戰鬥英雄……舒爾茨把本應從屬於一位熱愛幻想的少年的品質，注入了一隻狗體內，於是這隻狗獲得了罕見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舒爾茨生前還是死後，總有批評者堅持認為，在《花生》漫畫50年的曆史裏，除去最初的一段時間，舒爾茨是缺乏創造力的，他是個可恥的自我複製者。這種指責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卻低估了舒爾茨利用那條愛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時宜的孩子所表現出的人性光輝，有了人性這條主線，不管那些連載漫畫多麼雷同，它已經產生了一種滲透心靈的表現力。史努比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狗，堅持尊嚴、不安現狀、耽於幻想、英雄主義理想——這已經是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作品描繪的主題，也是人文主義者所堅持的“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紀是一個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戰的世紀，不斷發展的技術與不斷擴張的物質欲望把人類的心靈擠壓得越發幹癟。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裏譏諷的一樣，我們正可悲地成為機器流水線上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越來越現實，一點點放棄尊嚴。
史努比誕生時，人類社會已經習慣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裝配線上，物質主義已經開始出現，人們也越來越習慣於被機器或者國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進入20世紀卓越的人文主義者的名單。在這串名單中，茨威格怒斥著極端的民族主義，卓別林控訴著機器時代，喬治，奧威爾則說明了極權主義對於個人危害……這一切都是為了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獨特的形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盡管這樣類比有點荒謬……
舒爾茨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道，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畫中。但文藝作品從來都是對於現實的反射。即使對於曆史並不長的漫畫亦是如此。20世紀初的《丁丁曆險記》中的那個四處尋求冒險的丁丁，反映了歐洲社會處於擴張時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現的《加菲貓》中，物欲橫流的肥貓則意味著處於消費時代的我們對於自我欲望的縱容。
所以舒爾茨的努力，可能無意中正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沙龍》雜誌認為，舒爾茨的漫畫，象征了在美國戰後一代少年中所出現的不安與焦慮感，他們普遍對於自己缺乏自信。這種分析正確卻並不全麵。對於美國讀者來講，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畫中的主角，他正是這種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寬闊，我們會發現，在非美國地區，史努比往往是漫畫中的主角。在全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50年中，《花生》始終能贏得眾多觀眾的關鍵因素，似乎也是因為這條與眾不同的狗。發生在上海、北京的為獲得玩具史努比而搶購麥當勞的事件正體現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