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乃是不健康的營生這一主張，我基本表示讚同。當我們打算寫小說，打算用文字去展現一個故事時，藏身於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東西，便不容分說地滲出來，浮現於表麵。作家或多或少都須與這毒素正麵交鋒，分明知道危險，卻仍得手法巧妙地處理。倘若沒有這毒素介於其中，就不能真正實踐創造行為。我為下麵這個比喻的奇拔預先表示歉意：這，或許同河豚身上有毒的部位最為鮮美甚是相似。怎麼想，寫作恐怕都不能說是“健康的營生”。
所謂藝術行為，從其最初的緣起，就內含不健康的、反社會的要素。我主動承認這一點。唯其如此，作家(藝術家)之中才會有不少人，從實際生活的層麵開始頹廢，抑或纏裹著反社會的外衣。這完全可以理解。這樣一種姿態，我決不會予以否定。
然而我以為，如若希望將寫小說作為一種職業持之以恒，載們必須打造出一個能與這種危險(某些時候還是致命)的毒索對抗的免疫體係。如此才能正確而高效地對抗毒性較強的毒索，換言之，才能建構較為宏偉的故事。打造這種自我免疫體係，並將其長期維持下去，必須擁有超乎尋常的能量，還須想方設法謀取這種能量。但除卻我們的基礎體力以外，何處能獲取這種能量
諸位千萬不要誤會，我並非主張這種做法是作家唯一的正途。正如文學裏麵有著各種各樣的流派，作家裏麵也有著形形色色的作家。每一個作家都擁有不同於他人的世界觀。他們選取的題材各不相同，鎖定的目標也彼此相異。對小說家而言，唯一的正途雲雲其實不存在。我認為強化“基礎體力”，乃是完成更為宏偉的創作不可或缺的準備，並且堅信這是值得一做的事情，至少做比不做好得多。而且——盡管這一見解平庸之至——正像人們常常說的那樣，但凡值得一做的事情，自有值得去做甚至做過頭的價值。
如欲處理不健康的東西，人們就必須盡量健康。這就是我的命題。甚至說，連不健全的靈魂也需要健全的禸體。此說頗有些自相矛盾，卻是我成為職業小說家以來的深切感受。健康與不健康的東西絕非冰火兩極，亦非針鋒相向。它們相互補充，某些情況下自然地包於彼此之中。盼望健康的人往往僅僅思考健康的事情，不健康的人則單單思考不健康的東西。這樣一種偏頗，不會使人功成正果。
年輕時寫出優美而有力的傑作的作家，迎來了某個年齡，有些人會急遽地呈現出濃烈的疲憊之色，可用“文學憔悴”一詞來形容。寫出的東西也許依舊很美，其憔悴或許也自有韻味。然而其創作能量日漸衰減，卻是一目了然。據我推測，這恐怕是他或她的體力已然無法戰勝毒素了。此前，禸體的活力自然地淩駕於毒素之上，過了巔峰期，便逐漸喪失了免疫功能，難像從前那般進行主動的創造了。想象力與支撐它的體力之間的平衡，業已土崩瓦解。此後，便隻能運用舊有的技巧和手法，利用類似餘熱的東西，將作品的輪廓打磨齊整而已。即便委婉地說，這也絕非欣悅的人生旅程。有些人甚至在這個關頭自絕性命。還有一些人幹脆爽快地放棄創作，踏入殊途。
如果可能，我很想避開這種“憔悴方式”。我心目中的文學，是更為自發、更為向心的東西。自然而積極的活力必不可缺。在我而言，寫小說就是向險峻的高山挑戰，是攀登懸崖峭壁，經過漫長而激烈的搏鬥之後，終於踏上頂峰的營生——或是戰勝自己，或是敗給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我始終牢記這種意象，來從事長篇小說的寫作。
人有一日總會敗北。不管願意與否，伴隨著時間的流逝，禸體總會消亡。一旦禸體消亡，精神也將日暮途窮。此事我心知肚明，卻想把那個岔口——即我的活力為毒素擊敗與淩駕的岔口——向後推遲，哪怕隻是一丁半點。這就是身為小說家的我設定的目標。眼下我暫無“憔悴”的閑暇工夫。正因如此，即便人家說我“那樣的不是藝術家”，我還要堅持跑步。
十月六日在KMIT(麻省理工學院)舉行朗讀會，我必須在眾目睽睽之下發言，所以今天一麵練習演講(當然不發出聲來)，一麵跑步。這種時候當然不聽音樂，而是在腦子裏嘀嘀咕咕地說英語。
在日本的時候，幾乎沒有機會在眾目睽睽之下說話。演講之類我從來不作。然而使用英語，我已經作過好幾次演講，如有機會，恐怕還會作下去。此言頗有些奇妙：在公眾麵前發言，同運用日語講話相比，使用仍然不盡如人意的英語發言，卻更為輕鬆。這大概因為，假如用日語作一場完整的發言，我會被這樣一種感覺襲擾：自己仿佛被詞語的大海吞噬，其中有著無限的選擇、無限的可能。我作為一個文筆家，和日語的關係太過密切了，使用日語向人們講話時，便會在那富饒的詞語大海中張皇失措，沮喪不已。
就日語來說，我情願堅守獨自伏案作文這一營生。在文字的主場上競技，我尚能較為自在、有效地捕捉詞語和文脈，賦予它們輪廓——這畢竟是我的職業。理應以這種方式去把握的東西，倘如換作在萬目睽睽之下高聲訴說，我便切切實實地感受到，有一種重要的東西從中零落而去。我恐怕無法認可這樣一種剝離。在現實生活裏，也不想讓自己的臉龐成為公眾之物。我不喜歡走在路上時，素不相識者向我打招呼。這才是我不願意在眾人前露臉的最大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