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社會守望者的憂思
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也是一個農民的作家。這麼多年，我自己掏車費，不拿國家的一分錢，花費很大精力進行社會問題、“三農”問題的調查研究，寫出了長達百萬字的報告文學，已出版《中國農民大遷徙》，還有一部73萬字的全方位反映“三農”問題、新農村建設的《中國農民鑒證》，希望為深化農村改革建言獻策。
近年來，我不知是鬼使神差還是為什麼，陷入了“三農”問題報告文學的深淵，弄得傷痕累累，苦惱重重，失去的多，回報的少。這都是報告文學害了我。這都是我作為一個農民兒子的良知害了我，我經常擺出我的觀點：我是農民的兒子，我不為農民說話，誰為農民說話？十年前，農民負擔最沉重的時候，我也為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沉重負擔而焦慮，我以帶血的呐喊，寫出了《農民的呼喚——不堪重負的中國農民》，喊出他們的聲音。我發現當時的報告文學，幾乎這一個時期，沒有一篇寫農民負擔的題材，這不正常。中國有九億農民，占中國的大多數，怎麼就沒有一篇寫他們因不合理的負擔而備感痛苦的作品呢？我帶著一種憤世嫉俗，帶著一種振聾發聵淋漓痛快地喊了幾嗓子，寫出了逼死人命的血淋淋的農民負擔惡性案件。先後投了十多家刊物不敢發，一直輾轉了三年，《當代》雜誌才以極大的勇氣發出來了，並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反響，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數十家刊物也紛紛轉載，還被中國作協創研部收入《1999年報告文學精選》，說明農民的困苦還是備受世人關注的。
接著，我又關注到了農民工的問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量的農民就流入城市，他們為城市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以他們廉價的勞動力為城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城市卻不領他們的情，他們被排擠，被歧視，在城市遭受非人的待遇，吃最差的飯，幹最髒最重的活，住環境最惡劣的工棚。最讓他們痛心和流淚的是要不到工錢，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地幹一年，到年底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這是一個跨世紀的問題，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拖得太久的問題。可以說，若不是同人民有著深厚感情的溫家寶總理出麵為農民討工錢，現在，農民工的問題還不知道會咋樣？近十年，我一直在關注、研究、反思農民工的問題，欲從根源上找到切入點，全方位地反映一下他們的生活、生存狀態，於是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創作、修改，寫出了《中國農民大遷徙——都市農民工生存狀態寫實》。這一來，我完全沉下去了，同農民的命運息息相關了，幹脆做農民的研究，為農民而寫作，為農民而呼喊。“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為社會最底層也是社會的大多數農民而呼號呐喊。”（《光明日報》評論語）我似乎已經給自己定位了，把關注農民生存狀態作為創作態度了。沒想到這部作品出版之後，竟意外獲得很大反響，還被列入“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
為了有更多的時間供我研究“三農”問題，寫出配合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作品，我辭去了幾家本不拿工資的媒體工作，也不再去跑廣告、拉版麵。這一來，生活就成了問題，近幾年，沒有收入，反而花光了以前的一點積蓄，生活有時候陷入了難堪的境地。我有時痛苦地想，我來關注農民，誰來關注我？前些年，我在媒體當記者，幹著“為民請命”的勾當，惹了不少麻煩，因而我決定從根子上反思這些農民問題，報告文學是最好的契機，我於是轉向報告文學創作，並一沉下去就不能自拔。我來自底層，我常常為農民的命運而憂慮，為農民的生存狀態而憂慮，因而評論界說我的風格帶有明顯的憂患意識、醒世精神和悲憫情懷，而稱作是“時代的良心”。我覺得這評價過高了，關心農民應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寫報告文學成本高。為了搜集和采訪到真實的第一手資料，我必須到處跑，要支付大量的旅差費、住宿費，全是自己掏腰包。而且，一篇或一部報告文學要花很長的周期，采訪要跑很多地方，回來還要消化材料，還要思考一段時間，才能動筆，往往一部作品要花一年二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定稿，發表出版的周期同樣長。一般的作家尚有工資支撐，我沒有工資支撐，隻有艱難地挨餓了。有時身無分文，就感到恐慌，感到危機，心裏怎麼也靜不下來。在這種情況下，我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報告文學？所以，我寫這些東西吃盡了苦頭。一般人是坐不下來，我經常為寫一部長點的東西一連幾個月整理資料，進行創作，沒有生活費，隻得吃白菜蘿卜，有時甚至整天吃方便麵。自己吃點苦頭還好說，更叫人焦心的是讀大學的兒子讀書需要錢，生活費成問題。他不得不勤工儉學打工掙生活費。還有我18歲在深圳打工的女兒很懂事，省吃儉用，攢錢為哥哥湊學費，不然，兒子的大學都讀不下去。再者家裏趕情送禮需要錢，我常常急得欲跳樓，幾乎要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我有時不禁啞然失笑，我這是幹嗎呀！我是不是有精神病？別人都在想盡一切法子搞錢，我卻餓著肚子在吭哧吭哧地寫報告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