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所謂“禮”，首先是天道的和諧運動，天道與人道的和諧運動。用我們今天的理論語言表示，便是“宇宙——生命”係統的和諧運動。這“和諧”便是“禮”的本體之義。
“宇宙——生命”係統正是一個無量的矛盾和諧體。人對於它，應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正是人的“知”，使“天地”有“名”，無名便是“天地之始”了。西方愛討論宇宙的起源，不管其中有多少正確的見解，最終仍存在大量的“不知”。不過在人“知”“宇宙——生命”體係之時，即生命的個體知自己也存在於本體時，“宇宙——生命”係統本體本有之“禮”，必然隨著人的視、聽、言、動表現出來。這便有了人間的“禮儀”。
在這一點上，荀子講得非常清楚：“（天）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
有了人，便有了文化規範，人把這種天人和諧運動的規範把握之後，便升華為自己的文化禮儀活動，這樣一來，反而抽空了其中的實質內容。孔子是極力反對那種抽空了內容的“禮樂”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孔子這裏的“禮”是人間文化範疇的“禮”。
“禮之用，和為貴”以及上文荀子所說的物（天）與欲（人）相持而長的“禮”，則是天道自身的天人關係裏的“禮”，自然的天道的“禮”。二者不是同一個範疇的東西。後世人錯解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觀念，皆是沒有分清兩種不同的“禮”，而把孔子這裏所謂的“禮”固定化、僵化了，把它定為人間常識中的“真善美”和一般的“禮儀”。
正如孔子所說的一代有一代的“禮”，“損益”是必然的。其實，“禮”何止是一代與一代不同，一件事與一件事也不可能雷同。人的真智慧，恰是對這一“禮”的標準的選擇。“有欲以觀其徼”。
天道無常，人道也無常，這對於在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來說，實在是不好理解的，但今天的人，後工業社會的人對此絕對是好理解的。
既然天道無常，又如何確定標準呢？當然不能用人間司空見慣了的道德倫理規範，來作為人們的行為準則了。
對此，明代的藕益有一個很明確的解釋，照錄如下。
“古雲，但有去翳法，別無與明法。《經》雲：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立知，即是‘非禮’。今‘勿視’、‘勿言’、‘勿動’，即是知見無見也。此事人人本具，的確不由別人，隻貴直下承當，有何利鈍可論。故曰：‘回雖不敬，請事斯語’，從此三月不違，進而未止，方名‘好學’。”
可見“學”之一字，隻是“學仁”，“仁”又無可學，讀者從這裏參下去，便是東方文化的真門檻了。
南先生對顏回這一段的解釋肯定是錯的，他說：“顏回聽了這四個方法就說，這我就懂了。換句話說，‘克己複禮’做到形而上最高的功夫是很難的，退而求其次，用這種方法困住自己，訓練自己不敢亂動，先端肅起來。顏回說，我雖然很笨，不大靈敏，悟性不高，但是借外力熏陶內心的方法是懂了。我隻好用這種方法，慢慢去達到那個‘克己複禮’的境界。”
顏回說：“請問其目？”“目”與“綱”相對，絕對不是什麼“退而求其次”，隻是“當下”之用，“當下”之用的本身就是“仁”之體。體用本來一如，還有什麼難易、主次之分？
學者們就是喜歡隨口去說，連原文原意也不照顧，實是遺憾。
Δ居敬行簡
正如南先生所說，《論語》的編輯是很了不起的。顏淵第十二，開筆就點到綱上，“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然後分出四目，四目不旁支，全部是生命活動，完全是從一個“知”字分類出的。“生”即“知”，“知”即“生”。這決不是南老說的“退其次”，這本身就是“克己複禮”，這本身就是“天下歸仁”。接著幾段，是對四目的運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這裏我不引南先生的解釋了。“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這句話，完全是針對春秋時代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而說的，根本不是什麼道德標準。“在邦”就是做官，“在家”就是做民，這是那個時代的兩個極端，“無怨”是坦蕩蕩之意。“在邦”、“在家”都不是永恒的也是應該的，怨什麼？怨哪一個？到我們今天的時代，人們除了通過做官顯示自己的才華之外，從教、從商、從文都可以顯示自己的才華，當然也就更不會有什麼怨恨了。孔子這兩句話，是說人在任何條件下，隻要不被外境所牽，一心“學而時習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什麼環境對你都是好環境。如果不致力於對生命本質力量的體悟，不是隨著所處的一切環境專心體驗生命的本質力量，一味去埋怨自己生存的環境是如何的不如意，那就犯了“非禮勿言”的訓條。讓你生存在哪一個環境都是“宇宙——生命”係統總規律的和諧運動的結果，都是合於“禮”的。你如果不是挑剔環境本身，而是以此去發現大宇宙運動的“矢量”趨勢方向，那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了。這便是“止於至善”的養心，知“天心”。
僅從表麵文字上看，儒、道、釋三家的全部文獻，對於人的生命活動要求大半是“安貧樂道”之類，南先生解三家文獻的基本思路便是如此，他解釋的天人境界，實是偏於一種自給自足的小地主式的田園生活。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就在於他們沒有從根本上懂得東方文化三大家的真正實意。對於東方文化三大家來說，他們都不會也不準備為人的生命活動提出什麼永恒的準則。因為這個準則是提不出來的，能提出來的便肯定是束縛人的、錯的。東方文化是要從根本上解放人的生命活動，所以絕對不給你現成的生命活動公式。
那麼，孔子在《論語》中提出的許許多多的行為準則，意義到底在哪裏呢？
首先大家要看到，東方文化三大家都說他們不教給人們什麼現成的標準、準則。孔子“述而不作”正是為了此。釋迦反複強調他無話可說，也是為了此。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是為了此。
但是他們三人又為人們作了許許多多的關於人的生命活動的“提示”。這些提示說到底隻是“破”，提示你去破除你頭腦已存的文化觀念對你的束縛，破的本身就是立，用明代人藕益的話說，隻有去翳法，沒有立知法，不教給你準則，由你自己去把握。
我們已經說過，他們的說法隻是“提示”，這些提示，概括起來是三句話，第一是開闊眼界，放大心量。第二是承認現實，無怨無悔。不是去評判已有的現實，而是從現實看到世界事物發展的大趨勢，符合大趨勢的就合於“禮”，不合的就是“非禮”。第三是認定生命活動的準心隻在己心切勿他求。這三條便是孔子“四目”的真正含義，如果你真正做到了這一切，永遠不欺騙自己，你在具體的生命活動中，自會是正確的、成功的、心想事成，否則留給你的隻能是苦惱、痛苦與遺憾。
我隻給你們“用心”的原則，不給你處理具體事物的標準。這個“標準”隻屬於你自己的“心”。
這是東方文化的精髓所在，大量解東方文化的人，皆不知這個秘密，把“用心”的原則當作了強求每一個人必遵的行為準則，那是沒有不錯的。這其中的差別非常細微，稍不注意就會出現偏差。主要的差別是，“用心”原則，和對具體事物、生命活動的判斷標準把握態度不是一回事。例如朱熹，他自己並沒真正的用對過“心”，便擔心別人也不會用“心”，於是便給別人預定下一條條道德倫理訓條，似乎這便好把握了。事實上那是徹底抽掉了東方文化三大家的充分展示生命本質力量的魂。
東方文化在他們手中成了一個裝死人的匣子，誰進了這匣子，“心”似乎是“安”了，但人也死了。如若不信，你通讀了南先生對三大家經典的解釋，掌握了他教給你的那些做人的原則，你肯定就死定了。即便不死，也莫過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小地主。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南先生的解釋不抄了，他用了“莊重”一詞來解第一句。“使民如承大祭”，他解為“對民要誠敬”。
這種解法，從字麵上說是勉強過得去的。但隻是字麵上的“勉強”。
這是孔子說給仲弓的，也是孔子給一切人的安身立命之處呀！對此南先生完全沒有解出，那麼他對於下麵的段落的曲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出門”實是指一切感官所至，即你的生命活動所至，即視、聽、言、動所至，無非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示。你要找你自己嗎？你要找天地神靈嗎？你想知道你的生命本質力量嗎？“出門”吧。凡是你生命感官所見、所聞、所知、所想……無非是生命的本質力量，不要再從其他任何地方去找，既然出門所感，無非是“你”，無非是“天”，無非是“道”，無非是“仁”，無非是“禮”，所見之物，所見之人（民），這一切包括你自己在內的正是你的生命的本質力量。
凡你所見的無非是進步，無非是發展、無非是真正的“真善美”，千萬不可在此之外去找進步、發展、正義、真善美。
曆史在進步，曆史永遠在進步，眼前的一切都在進步，這便是生命的本質力量，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神”、“天”、“仁”、“道”、“禮”的。難道對這一切你能不“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嗎？
曆史永遠在運動，永遠在發展，我們不僅要從大處著眼，知道凡感官所感知的外在的一切全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對象化。如果內求，如果從小處著眼，我們心靈中的每一絲欲望、意識、思想，也都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對象化。這種顯化，和外在世界的顯化是完全同步的、一致的運動。在這裏無內無外，無大無小，無曆史無個人，無精神無物質諸多分別，皆是生命本質力量的顯化。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也施不了別人，如果你非“施”不可，等待你的隻能是失敗。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老子說的“聖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另外一種說法。你想知道百姓心此時此刻的真實內容嗎？那就問你自己之“所欲”吧。
這和南先生說的道德毫無關係。我之所欲，民之所欲，我之不欲，民之不欲，從這裏再擴大到外在的一切曆史變化，並把二者統一起來，你不就認清了“自己”，不也就是認得了生命的本質力量了嗎？
認識問題解決了，關於“自己”，這個生命本質力量的承載物，到底是“在邦”還是“在家”，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不管在什麼地方，無非是體悟生命本質力量的存在，無非是體悟“明德”的擴展，除此之外，豈有他哉？
解到這裏，人們似乎可以明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真正含義了。
“禮”是什麼？生命的本質力量是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必然表現為一定的“生命觀”，一定的“生命觀”，必然顯化為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明。這種文化文明便是“禮”。
生命的本質力量永遠在運動著、變化著，也可以說是發展著、進步著。雖然，窮其本體，它的動就是它的不動，它的變就是它的不變，但對於具體的生命個體來講，它確實有一個發展、進步的問題，這便是“明德”、“知”的不斷擴張，直至照徹宇宙。
這種擴張，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會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生命觀”時代。人的認識一般說來不可能簡單超越自己生存的這個時代的“生命觀”。
這好比是一個大海，大海中的波濤、洋流一刻也不停止運動，大海自身無所謂動，也無所謂不動。一滴水，一個生命體在大海中一分鍾也不會安穩，但它總有一個存在於什麼樣的洋流之中的問題，是墨西哥暖流，還是日本海寒流。在寒流中體驗到的大海與在暖流中體驗到的大海是不可能一樣的，我們不可能要求在暖流中的水具備對寒流的體驗。
儒家學說的可貴在於，它既和釋、道兩家一樣，感悟到了生命本質力量的本體存在，又不脫離當時中國人現實的生命觀念，並能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把它提高到“人本主義”的高度，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
這一切的總和便是孔子所說的“禮”。
這個“禮”，內容無限龐雜，括天囊地，就是說的人與宇宙，生命與宇宙的和諧性，但也不脫離孔子時代的“當下”曆史。此時該提倡的正是人本主義的“禮”。不過，這“禮”已經不是僅指本體而言，而是本體在一定的“生命觀”時代的“用”了。體用一如，全是和諧，這是孔子“禮”的全部內容，“非禮”就是不要脫離這兩個原則。
這樣說來，這個“禮”不是太複雜、且無法掌握嗎？
Δ永遠不欺騙自己
東方文化是講究“內省”的。
正是“內省”這個範疇，在曆史上、在現在爭論最大，歪曲最多。到了近現代，唯物主義哲學占了上風，“內省”這個範疇幾乎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代名詞。
“內省”，在我國曆代的解釋中，大半不離“自省其過”的內容，人要時時刻刻檢查自己做錯了什麼事，錯了的一定要改正。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知什麼是“錯”。因為所有的“錯”都是以“對”、“正確”為前提的。宋代理學對儒家學說穿鑿附會，提出許多據說是符合“天理”的道德倫理原則，以為這些東西便是“對”、“正確”的標準，違背了就是放縱了“人欲”，便應自行“內省悔過”，今後絕不重犯。
這是最粗淺的“內省”，還有比較精致的，如唐中葉的李翱的《複性書》，把“性”與“情”加以區分，“性”是聖，“情”是惡，主張消除妄情，複歸本性。這明顯是從佛學中偷來的，但他完全不理解佛學對“真”與“妄”的辨析。他提出了“弗慮弗思”，認為如此，“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正思”，“心寂不動，邪思自息”。“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欲，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
哪裏有一個真正不動的“寂然”？除非是因緣散滅的死人。其實真正如如不動的，隻是一個“知”。這個“知”，相對於顯示在“知”中的情、物、人生、宇宙來說，是不動的。但“知”的不動的存在，恰是以情、物、人生、宇宙的大動特動，無常之動為前提的，沒有這些“動”，就沒有“知”，沒有“知”便無所謂“寂然不動”，動與不動皆是不可說、不能說的。
李翱並沒有掌握東方文化的真諦，他還在意識領域作分別、作判斷，也就是說他還不了解生命的本來特性。也許李翱是了解生命的本來特性的，他的上述文字隻是表述不清，但是，他把“情”與“性”對立起來便是絕對錯誤的。我們不套用西方哲學中的“知、情、意”三區分的觀念，以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說，“情”便是“感情”。對於“人”這個生命本質力量的載體來說，令“情”不生，實質上也就無“性”可說。這種“弗慮弗思”與真正的“知見無見”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讓人完全斷絕性情生活。這樣的生命運動不僅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可能的，也是“偏枯”、“偏癱”式的生命運動。
我不是專門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不知在李翱、韓愈之前，類似李翱《複性書》這樣的提法還有沒有，但可以肯定，李、韓的觀點是開了宋代“理學”的先河。
“明心”、“明明德”，若不具備活生生的腳踏實地的辯證思維，那是沒有不錯的。我以為要想真正理解東方文化的“內省”學說，必得是自己在心地裏真正下過功夫，且下對過功夫的。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想憑知識學者的“想當然”而去講“內省”，十個中就必有十個是錯的。李翱乃至朱熹在這方麵的失誤，怕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了。
到了近代，人們崇尚唯物論，這也是不錯的。問題的關鍵是在崇尚對外界事物的研究時，忘記了一個絕對的真理，任何外界的事物不通過“知”是無法研究的，看似是研究的外界事物，實際上還是在研究自己的“心”。任何對外界事物的研究，說到底還是一種“內省”。
“內省”與“外求”是永遠也分不開的，“二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而又玄，眾妙之門。”人們，好好體味一下老子的《道德經》中的第一章吧！
真正的“內省”無他，也沒有什麼好解釋的，越解釋越糊塗，隻有在自己用心時去細細地品味，久而久之，自然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內省”。
釋迦牟尼常說眾生心太粗，一天到晚用心也不知“心”到底是什麼。
對於此，我們不準備說得太多，因為這本身就不是說得清楚的，我們隻是告訴大家一個準則，莫管天，莫管地，莫管子曰，莫管聖言，莫管千夫所指，莫管萬眾矚目，隻是每做一事時，問問自己，我是否在欺騙自己？（不管是否欺騙了別人）如果沒有欺騙自己，就去做；如果欺騙了自己，便堅決不做。
在這裏我提醒那些學者們，對此千萬不要作什麼唯心、唯物、精神、物質之類的分析。
你連“心”是什麼都不知道，還要大講唯心、唯物，不是笑話嗎？
還是回到《論語》上來。
我們說“永遠不欺騙自己”，就是孔子在這裏說的“內省不疚”。
既然是不欺騙自己，還有什麼憂懼的呢？“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這樣的君子其實很不容易”。南先生在解釋這段文字時作如是說，我們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但兩者的含意是完全不一樣的，請看南先生是如何講的：
“透過了‘不憂不懼’這四個字的反麵，就了解了人生，始終在憂愁恐懼中度過，能修養到無憂無懼，那真是了不起的修養，也就是‘克己複禮’的功夫之一。司馬牛一聽，覺得這個道理很簡單。他說，隻要沒有憂愁，也沒有恐懼，這就是君子？以現在社會來說，街上這樣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較低級的純吃茶的地方去看看，那裏的人既不擔心又不害怕，沒有錢用就搶一點，那是君子嗎？孔子知道他弄錯了，告訴他不憂不懼是不容易的，要隨時反省自己，內心沒有欠缺的地方，沒有遺憾的地方，心裏非常安詳，等於俗話的：‘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鬼不驚。’內心光明磊落，沒有什麼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時一片清淨、祥和。”
前文我們已經引了南先生對“克己複禮”的解釋，他是同意朱熹的“克製己私”的解釋的。這樣，我們也就明白了上文，南老要求人們“隨時反省自己，內心沒有欠缺的地方，沒有遺憾的地方……”莫過是讓人們“克製己私”。
這是我們絕對無法同意的，因為這種看法是真正的典型的“唯心主義”。在朱熹、南懷瑾看來，人的意識純粹是一種主觀自生的“怪物”。“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的規律在這裏不起作用了。釋迦在《楞嚴經》中的確說過“意識”本身是非因緣非自然，但那是就意識相說的，意識所顯之相隻是扭曲的折光，但意識本身的起因還是因緣生因緣滅的。
人類對於“意識”——“心”的這種看法，是人類一切苦難的根源。“意識”並不是什麼惡魔，隻是由於在漫長的，幾乎是無法計算的人類曆史中，人類一直不了解“意識”的真正本質，各種文化一層層蒙在了“意識”上麵。在人的生命活動中，“意識”這個東西被扭曲得不成樣子了，才造成了人類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劇。
人類的一切文明，說到底莫過是為了規範這個桀驁不馴的魔王——“意識”。宗教、政治、文化、科學，無非是為了規範它，但曆史證明，不管是什麼樣的規範，哪怕是用瑜珈術最終壓滅它，從終極意義上講都是無用的，意識突破著宗教、政治、文化、科學，大踏步地走著自己的路。人類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悲劇，最後都是令人類大踏步地前進，而一代人又一代人為規範自己的意識想出的這樣或那樣的原則、規律、標準等等，一次又一次被人類拋到了腦後。在昨天看來還是“金科玉律”的東西，在今天看來恰是“荒謬不經”的。朱熹提倡的“三綱五常”，在當時的人看來實在可以稱得上是“天理”，但一千年後的人又把它當作了什麼呢？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人們從自己的意識中提煉出來的那些所謂的“天理”，即“知見”立起來的那些“知”，正是一切“無明”的根本，正是這些，人們自以為是“美好”的東西，汙染了人的意識。
真正的“內省”正是要小心這些東西對當下意識的幹擾。這個道理要講起來，可以說是千千萬萬，對於有些人來講，怕是三百輩子也講不明白，但做起來卻是十分地簡單。
“永遠不欺騙自己”，“內省不疚”。
對此，我們也說很難，但我們說的很難，和朱熹、南先生說的很難，完全不一樣，他們說的是用他們所謂的“天理”去壓滅“人欲”很難。我們說的很難，指的是當人們真的不想欺騙自己時，早已深入到人類骨髓中的那些“知見”，即所謂的“天理”，無時無刻不在裝成一個個的“正人君子”來侵擾你，你頂得住嗎？你會因為他們而欺騙自己嗎？這對一般人來說，太難了。但孔子的語言落地有聲：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人們，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太難了！哥白尼就是做到了這一點，這樣的人太少了。但是，我們相信，隨著曆史的進步，這種人會越來越多。
這不是美好的願望，這是現實。隨著人類曆史的進步，尤其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要做到人人都不欺騙自己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農耕文明時期，在朱熹時代，那些善於欺騙自己的“假道學”、“偽君子”、“君子劍”還有生存餘地的話，那麼，在今天這樣的市場經濟時代，人人都必須投入競爭的海洋，不競爭就無法活下去，你還有閑工夫去用那些“美好”、“美妙”、“美德”裝潢自己，欺騙自己嗎？
曆史是最無情的，世界是最無情的，社會是最無情的，它會逼著那些“假道學”、“君子劍”自己撕下自己的麵具。“假道學”們，看看眼前這活活潑潑的社會現實吧，曆史早判了你們的死刑。
有人擔心，如果人人真的不欺騙自己，這世界不就大亂了嗎？請聽子夏的說法。
司馬牛憂歎自己的弟兄和自己不一條心，子夏回答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不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君子何患無兄弟？”
子夏，作為孔子的弟子真是得了孔子的真諦，否則他是說不出這番道理的。
子夏這段話的最根本之處在於，不要被“兄弟”這個文化觀念束縛了，心相通了，一切人都是兄弟，心不相通親骨肉也如路人一樣。本來已無“兄弟”之義，還要用觀念來欺騙自己，不是太可悲嗎？
“君子敬而不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本意，正和上文我們解釋的那一段“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一樣的意思。
南先生把子夏這段話的重點放在後麵的兩句，把“敬”、“恭”抽出來作了道德解，實是離題萬裏了。
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問君子，一直到此章的最後，皆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真注腳。
“禮”，心“止於至善”之後，因緣和諧合和產生的“意識”，這便是最大的“禮”，而不是從外在去找禮，外在找“禮”，便是“知見立知”的“假道學”、“偽君子”。
真正的“內省不疚”就是永遠不欺騙自己。
人們，你有這個膽量嗎？
下麵子張問“明”，是孔子要求把視、聽、言、動四目的“內省”更引申了一步，要人們從細微處作功夫。浸潤，即無形之中深入到了人的心靈深處，幾乎成了潛意識的觀念，如司馬牛認定骨肉便是真兄弟，其他皆是假兄弟，這便是“浸潤之”，你能遠離他們嗎？“膚受之訴”則更是生理本能的一些感覺，能不迷惑你嗎？
如果說前幾段是講“內省”時的心量大小，此處則是講的細致入微，也就是說一個人做到了，就絲毫也欺騙不了自己，那才叫真正的“內省”之“明”。
南先生把這段話講成了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要對別人的行為“明”，而不受蒙騙。如果真如南先生解“明”，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兩個“明”字該如何解釋？那不是都可以解為“我明白我聰明”嗎？
須知，在這一章裏，“明”與“仁”、“君子”是並列的。不是一般的名相，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說，可稱之為哲學範疇，不能以《漢語詞典》的解釋為準。
書寫到這裏，我們就可以向讀者提一下東方文化的“實踐理性”了。
“實踐理性”，不知是哪一位哲學家首先用於東方文化的，大概是李澤厚。我可毫不客氣地說，李氏隻是憑其敏感對東方文化有所感悟，他對儒道釋三家的論述係統，基本是陌生的，但李氏憑其敏感提出的一些概念，應該說是天才的（也隻是“天才”），例如“實踐理性”的提法。
東方文化不重視理論上的文字表述，更注重內心體驗，即“內省”，人們要想真正了解東方文化的實際力量，即所謂的“神威”，必有一個“內省”的修養過程。這個過程，最準確地講也無所謂修養，真要當成修養，也會走入邪路，所以要說清楚它太難了。
對這種“內省”不了解的人，站在一邊想當然，無論如何也是說不清的。
所謂“內省”，就是兩條：第一，“必有事發”（孟子語），也就是要麵對最具體的事情；第二，絕不欺騙自己，不用社會的、心理的、生理的各種已成觀念欺騙自己。但是完全不欺騙自己是辦不到的，經過盡可能剝除之後，當你覺得自己沒有欺騙自己，那便是該如此去做的。這不牽扯明天、事後會不會再後悔的事，如果事後後悔了，下回不再這樣欺騙自己便行了，這個過程永無最後的標準，永無最後的終結。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永遠有“不知”，改正就是承認“不知”的存在，承認“不知”便是真知。
你所認定的“不欺騙自己”的原則，裏麵準還包含著對自己的欺騙，一旦知道曾欺騙過自己，一定不要掩飾推諉解脫，而是直麵承當，一次次接受教訓的過程就是進步的過程。久而久之，其力自發，其所達到的境界是極為奇妙的，簡直可以說是“心想事成”。
這便是實實在在的東方文化，這便是實實在在的“實踐理性”，誰想為人們的“實踐”製定幾條永恒的準則，誰就是江湖大騙子。但是，這種“實踐”永遠是“理性”的、理智的。這種理性和西方文化中的條理性、邏輯性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範疇。東方文化是永不停歇地理性地認識自我，即在“止於至善”的前提下認識自我。人又不可能找到一個切切實實的自我。昨天的自我，早已過去，永遠找不回來；明天的自己，尚未到來，真到來是我又不是我。“我”永遠在過去、現在、未來中翻跟頭，在“宇宙——生命”係統中弄潮頭，真正徹底地認識自我是不可能的，隻是永遠在“尋找自我”。
尋找自我的過程，便是人生審美的過程。“自己”的生命，永遠向自己展示著一幕又一幕的“新奇”、“美妙”、“幸福”、“歡樂”直至“極樂”。
直下承當這一切，便是永恒的“審美人生”。
最後一句話，還是徹底地永遠地不欺騙自我，一刻也不要欺騙自我。這雖然不能絕對做到，仍要堅持做，持之以恒，日子長了，你自會體味到生命的無窮樂趣。
生命，你太偉大了，太神妙了。一般讀過佛經的人，都會感到佛經中對“佛”的力量、胸懷……的無以複加的讚美，道家典籍對“道”的讚美，儒家經典中對“仁”的讚美，其實那都是對“生命”，即人的本質力量的讚美。
也是對你自己的讚美，明白嗎？人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Δ信，就是絕不欺騙自己
“信”一字，千百年來已被解得亂七八糟，很多人都是從外求去解這一個字，最後“信”之一字便變成了統治者牧民的一種權術了，與此同時也成了一種道德信條。其實這和孔子的原意相去甚遠。
“信”永遠是一個過程，是人們發現自我、尋找自我的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也是人們不斷否定自我的一個永無終結的過程。
在儒家，沒有什麼獨立的“政治哲學”。不僅儒家如此，佛道兩家更是如此，佛經三藏十二部幾乎無一字觸及到“政治”。這是由於，東方文化永遠聚焦於生命本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除了“明德”，其它的一切都不是東方文化思考的對象。隻是由於“明德”——“知”——“生命”——“生命的本質力量”是不可說的，凡說必得牽扯到具體的事物，這才給人以假相，似乎可以從東方文化中分出政治學、倫理學、哲學的……實不知，就是這樣一分，東方文化的精神實質就被抹殺得一幹二淨了。這條語錄是政治的，那條語錄是倫理的，那條語錄又是哲學的……後人便不由自主地帶著各種“學”的框子去理解原文，那是沒有不錯的。
孔子這裏，不管弟子們提出什麼問題，他都不會脫離了“明明德”去討論，這是讀者諸君在學習《論語》及其他一切東方文化典籍時，都必須切實注意的問題，離了“明明德”，東方文化無話可說。
“兵”、“食”是屬於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層次的東西，舍了這二者，民將不民，國將不國，人將不人，這是首先必須肯定的。但是，對於東方文化來說，這些對普通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東西未必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東方文化認為，人的肉身存在與生命的本質力量相比，它是屬於從屬地位的。如果宇宙中不存在生命的本質力量，人這種動物不會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用唯物主義的觀念說就是勞動創造了人。如果對這個命題不做狹窄的理解，正是生命的本質力量的運動創造了人，人的意識活動正是生命本質力量運動的折射映象。
那麼最本質的東西，還在於人心，即還在於生命。
“信”的本質是“禮”。要讓人民信任你，你與人民之間必須是一個和諧的因緣運動。在這裏，任何的自作聰明，任何的自以為高明，都會使你失去民心。
曆代的牧民者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即便不是刻意去愚弄人，也不相信別人可以理解自己的全部政策，儼然隻有自己才是人們最終利益的代言人。這種人是最愚蠢的人，他永遠無法取得人們的真正信任。這種人由於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牧民者，同時也正是用這種“觀念”、這種“知見”來欺騙自己。一切欺人者必自欺，一切欺人者皆是從自欺開始的。
真正的“信”，真正的“禮”，便是要誠懇地承認“別人永遠比自己聰明！”這是永遠的真理。為什麼說，別人永遠比自己聰明呢？這是由於，別人本無別人，你和別人發生關係就是有事來找你。凡事，都是天地因緣的大聚合，對於這個大聚合永遠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可能有全知全能，這樣一來，不就是說凡和你接觸的人（實際是“事”）都比你聰明嗎？因為你對“事”不可能全知，承認“不知”，就是真知。你對對方的“信”不就自然建立起來了嗎？
不悟此語，莫言東方文化，莫言儒學，莫言“信”，莫言“禮”，“仁”、“義”便更無從談起。
東方文化正是從“明明德”的深層來看待一切的，這其中包括“為政”。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猶犬羊之？
Δ“文”的進步，就是“質”的擴展
不是我故意挑剔南先生的毛病，他把“質”說成是“一個人的天性”，是有很大的毛病的。“人”有“天性”嗎？
這個問題，前文中我們已多加辨析，這裏不再多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質”即“明德”即“生命的本質力量”，它是屬於全宇宙的，如果要用現代人習慣了的理論語言說，應是宇宙中一切能量運動的總和，它不屬於任何個體生命，但又必須通過個體人表現出來，這種表現便是“文”。
正如前文所說“質”、“明德”、“知”、“生命的本質力量”，在其通過“人文”表現出來的過程中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不同的曆史階段具有不同的生命觀念，“人文”的進步，就是生命觀的發展，也是“明德”不斷擴展自己光芒的過程，也是“生命的本質力量”不斷擴展自己力量的過程。最終，“明德”一定會徹照全宇宙，生命的本質力量會征服一切，但這個過程永遠不會最後完結。
二十一世紀是“宇宙——生命”係統中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這個千年，要完成一個最偉大的任務。“明德”、“道”、“生命的本質力量”，再也不會以“隱在”的形式存在了，甚至可能最後剝去自己的“生物性”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