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以前的上古時代，“天之曆數在爾躬”往往不是對所有的人說的，而是對那些擔任一定爵位的人說的。《論語》摘錄了堯、舜、禹、湯的言論，並不是說他們的話就是金科玉律，而是說孔子的學說是有傳承的。
《湯誥》中一段的重點在“帝臣不敝”，“罪在朕躬”。作為天帝臣仆的我不向天帝隱瞞什麼，決策考斷則全在您（天帝之心），但後半段又說，“我有罪，不關各方，各方有罪，都歸我一人。”這不是簡單的一個表態，對於堯、舜、禹、湯來說，他們就是這樣真實地認為的，也就是說他們都一致認為，自己是“宇宙——生命”係統，即天帝之命的全息接受者，這種思想也傳到了周。這裏有一個秘密是人們不易覺察的，“簡在帝心”，“帝心”此處便是“道心”，“簡在帝心”就是“道心惟微”。“簡”裁決判斷之義。“微”，微妙之義。“道心惟微”也是說道心總在作最明確最準確最微妙的抉擇。“帝心”、“道心”是一個心，這個心又是“人心”，此處是指堯、舜、禹、湯之心。這個“心”又連“萬民”、“萬方”之心。所以“堯”那裏有“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湯這裏則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皆是由於“天之曆數在爾躬”。
“天人合一”、“天人本一”的最後秘密是：“天”的一切都要通過當下人心表現，人心當下的運動是“宇宙——生命”係統的全息。觀察當下己心，“不自欺”就是“不欺天”，“欺天無所禱”。離人心無天心，離天心無人心。最終是無心，隻有當下“允執其中”的過程。
周代的基本思想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所重視的是生活實踐，在牧民、給食、理喪、施祭這些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必須這樣思維。具體地講，首要的就是“對民寬”，也就是孔子的“無友不如己者”、“薄責於人”、“慮以下人”的進一步延伸。“對己信”就是“不自欺”，辦事就會成功。“不自欺”便可以做到“慮而後能得”，“敏則有功”。“吾心”即“道心”、“帝心”、“天心”，當然令一切人心悅誠服。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惡”，正是在從政上將這種思想具體化了。
研究東方文化如果不搞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四句綱領性的語言，不圍繞這個綱領，便隻能把一切都搞成亂七八糟的道德教條，最後連這四句話也會成為一把把枷鎖。
孔子的思想正是從這裏脫胎而來，但他將這一切大大發揚了。最重要的發揚在於，他和老子一樣，將這一切發展成了對“宇宙——生命”係統總規律的實踐把握。道心即人心，人心即道心，不僅對堯舜禹湯，聖人是如此，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所以孔子才有“有教無類”的偉大思想，而不是如古人那樣以為這些隻是聖人的專利。孔子的“有教無類”與一般的教育學無關，他認為一切人都可以掌握“叩其兩端而竭焉”的“允執厥中”，即“不自欺”的“勿助勿長”。他想教會一切人，尤其是他認為的“君子”。
從中國文化的普遍情況看，孔子以後，思想界很少有人真正達到了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準確把握，多是越背離越遠。但若就現實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來說，這種思想還是紮了根的，尤其是在知識階層中，比如對宗教觀念的否定。“不自欺”意識的普遍認同，就是中國“士”階層不同於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士”階層的特點。這是非常可貴的。
理論上說不對，現實中能做對，雖不充分，但也沒有大錯。這便是孔子以後，中國知識分子落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真實現狀。僅這一點，就為東方文化的進一步大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的希望在未來。
“人心”、“道心”是一個心，除了此心，沒有天、沒有上帝、沒有神、沒有佛，“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是中國文化五千年的精華。孔子、老子把這一精華提高到了一個從未有的級層，是理論化也是深刻化，從這裏找到了生命本質力量最根本的規律。這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最大貢獻。釋迦牟尼的學說在印度發展成了佛教，在中國發展成了佛學。一個“教”，一個“學”，這區別是不得了的。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釋迦那裏，也在中國文化自身。用釋迦自己的話說，震旦人最具有“大乘”根氣。一句話，以釋、道、儒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是人類最高智慧的體現，曆史一定會證明這一點。
曆史正在證明這一點。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我們這個時代是為道“損之又損”的時代，“道”找不見了，道又無處不在，今天人們最關注的是“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一切科學皆在弘道，而人卻不知。絕大多數人不知“道”為何物，然而這正是“道”的“無為無不為”呀！人們你懂嗎？
這個時代“為學日益”，益而又益，益而甚益，但遠沒有達到終極，離無限極樂還有很大的距離。所以，仍須“為道”提上一提，不然很難達到一個更高的級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