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不僅貪腐，而且愚昧，1909年10月出使德國考察海軍，因為手握訂單——在德國就訂造新式魚雷艇三艘、鋼甲平底炮艦兩艘，又是中國的皇叔，歐洲各國很重視，德國皇叔正式宴請他，他因為剛吃了肘子和饅頭，就對駐德公使蔭昌說：“今晚我已吃飽，擬不去了，就讓（副手）薩鎮冰代表我去赴宴吧。”蔭昌聞言哭笑不得，半是威脅半是勸告許久，載洵才答應赴宴。此行本來已和法國溝通妥當，自德國轉赴法國，法國政府極表歡迎，並表示法國外交部已預備某種二等勳章一枚，屆時將授予載洵。載洵聞聽是“二等”，認為有失身份，心中不悅，即電告駐法公使，轉告法國政府，托詞行程期限縮短，此次無暇訪法，遂罷法國之行，前往倫敦。外間均不解載洵既到歐洲，何以不到法國，卻不知僅僅是因為載洵對二等勳章不滿意。
正因為皇族親貴沒有識見，唯以權力、利益為念，仗著權力在手，親貴之尊，熱心於拉幫結派各立門戶，結黨營私貪腐奢靡，帶頭把本已腐敗的官場，搞得更加烏煙瘴氣，典型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身在其中的徐世昌總結說：“清王朝之亡，並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武昌起事後北洋將領段祺瑞領銜發出的通電中就說，“三年以來，皇族之敗壞大局，罪實難數”。足見皇族親貴們在朝野的形象，是何等惡劣。
載灃沒有能力約束、駕馭皇族親貴，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卻又一味信任他們，以皇族親貴分贓的方式組成親貴領導集團；本來敦請成立責任內閣是想改變這個局麵的，不料卻以皇族內閣的方式鞏固並強化了皇族親貴分贓體製，這自然引起各界的強烈不滿和極度憤慨。
皇族內閣公布4天後，各省諮議局議員聯合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集，這是改革派的大聯盟，會議本是各省諮議局提出召開資政院臨時會議應對英、俄瓜分中國的危機無果後采取的替代性措施，以幫助政府應對時局為宗旨，不料召開前夕，正值朝廷推出皇族內閣，令他們深感痛憤。赴京時各省諮議局頭麵人物就對皇族內閣紛紛表態，表達失望與憤慨。會上做出兩項決議：一是要求廢除皇族內閣，另簡賢員重組內閣；二是針對外患相逼，提議編練備補兵，即建立民兵，以衛國家和人民。兩項決議形成奏章，呈遞都察院請其代奏載灃，被“留中不發”；其後聯合會又第二次上奏，要求解散皇族內閣。
國內改革派領袖人物張謇、湯壽潛等四人聯名上書，直截了當地批評載灃“舉措乖張”，明確表示，“以海陸軍政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非祖製也”。
地方督撫也有不同意見，山東巡撫孫寶琦就上折抗議，明確表示皇族不宜參與內閣。
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山西、河南、陝西、福建、山東、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廣西、貴州、雲南等省諮議局議長再三聯名或者單獨向載灃表達抗議，提出“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乃君主立憲的唯一原則，而推出皇族內閣違背了立憲原則，讓人懷疑朝廷是否有實行憲政的誠意，他們強烈要求取消新成立的內閣，重新組建沒有皇族成員的新內閣。
就連奕劻內閣也認為皇族內閣不合憲政精神。內閣名單公布的次日，奕劻率那桐、徐世昌聯袂提出辭職。這一舉動可以理解為傳統政治中的禮節，所以載灃隨即表示慰留。可是，翌日即5月10日，奕劻等再次遞交了辭呈，表示辭職不是虛應故事，而是因為國務大臣中皇族成員過多，與憲政體製不合。辭呈中，奕劻等還誠懇地表示，當下正處於籌備憲政的關鍵期，憲政體製無論如何不能以皇族內閣為發端，否則將辜負臣民厚望。奕劻等表達的意思很清楚，即皇族內閣既不利於天下，也有害於皇室。
但是，載灃對此不以為意。他不準奕劻等辭職，對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上奏的廢除皇族內閣和建立民兵的議案，皆予以留中。對輿論的抨擊和名流的勸諫、各省諮議局的抗議，他開始時置若罔聞，見群情激奮沒完沒了，各省諮議局第二次上奏要求解散皇族內閣後，載灃表達了強硬態度，以上諭形式對慈禧太後生前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做出解釋，聲稱根據憲法大綱規定，大權統於朝廷，用人權在皇帝，他人不得幹預；而且還強調說，別說現在還不是憲政時期，隻是在試辦憲政，即使是以後實行憲政了，用人權也由君主掌握，議員也不得幹預，這才是大清帝國君主立憲的原則。他申斥議員一再呈請皇族不能擔任國務大臣，幾近幹政，超出了法定職權範圍，要求大清臣民均當嚴格遵守《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幹政，以符合君主立憲的本意。
某種程度上說，這個解釋比皇族內閣本身，更令改革派感到失望和憤怒。可以說，正是看到載灃關於即使實行憲政用人權也在君上乃是君主立憲的原則的解釋，才對載灃徹底失去了信任和希望。
後果非常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