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正是這個政權的掌舵人載灃，出於維護政權的目的，親手把體製內外的改革派推向了自己的反麵，並為革命的發生提供動力———精英階層似乎得出結論，這個政權確實如革命黨所說，是不可能與漢人分享權力的，身為漢人，不值得維護這個壓迫漢人、腐敗無能的異族政權。就是說，皇族內閣的出籠，極大地激發了漢人濃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無論是地方督撫還是軍事將領，他們已經不願意再維護這個政權了。
但是，載灃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他在內閣名單公布後一段時間內的表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5月8日，內閣名單公布；9日，召見內閣成員；12日，在“閑園”觀賞弋昆諸劇；14日，為次子溥傑慶生，在“閑園”演弋昆曲；15日，日記中載明“由茲以後凡屬閑遊，即不贅敘”，可見此後“閑遊”成為常態；28日，步船遊交翠庭，並於濠間看仆輩葉子戲；29日，派人為載濤慶生；31日，在純一齋台右看戲、吃飯；6月1日，又在純一齋台右看戲、吃飯，回府後在“閑園”演小劇；2日，仍到純一齋台右看戲、吃飯。7月4日晚，在大觀樓用餐畢，“率仆輩泛舟於瓊島之下，頗多雅趣也”；14日，在“閑園”牽來以往曾騎過的青馬和黃鬃馬，“看視試騎”。25日，泛舟閑遊，“舟中食鮮蓮蓬，頗合口”。在此前後，一定還有“不贅敘”的閑遊。
看，載灃何等悠閑淡定？在他那裏，哪有一絲一毫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感覺？
那麼，載灃為什麼要推出皇族內閣？麵對各界的激烈抗議，他為什麼置若罔聞？
這是載灃從反麵吸取教訓的表現。這個時期，革命黨和輿論界排滿言論日盛一日，而這樣的論調越是甚囂塵上，載灃和皇族親貴越是對漢人不放心。保中國不保大清，這一直是他們的心頭之憂。對政權最忠誠的，還是自己人，權力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裏。所以，在內閣中，軍權、財權、警權都由皇族把持，要害部門隻有外務部由漢人擔任，但又特發上諭，明確奕劻仍像此前軍機處時代那樣管理外務部，相當於兼任外務大臣，而外務大臣隻相當於該部的常務副部長或者秘書長。這些安排清楚地表明，載灃確實對漢人不放心，不相信他們對大清政權會絕對忠誠。在保國家利益還是保政權利益問題上，載灃堅定地把保政權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在他看來，漢大臣的選擇一定是相反的。當把保政權放在第一位的時候，選擇絕對忠誠的自己人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這和載灃對憲政的理解有關，或者說，載灃認為，自己的做法符合憲法。1908年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的“君上大權”共有十四項，其中第五項是“設官製祿及黜陟百司之權”，明確規定“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幹預”。如果聯係到“君上大權”第十一項發布命令之權中“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讚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的規定，皇帝的“用人權”是全權，除輔弼大臣可以建言外，不受其他方麵的幹預。根據這個規定，任命內閣成員，確實是代行皇權的攝政王的權力，他解釋說即使實行憲政議院也不得幹預皇帝的用人權，也不是沒有根據的。或許，在載灃看來，憲政大綱中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準其自由”，所以他不便幹預報紙上那些激烈攻擊朝廷的言論；那麼，按照憲法大綱規定的用人權，為什麼輿論要幹預？幹預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你有批評的自由，我有不受幹預——對此置若罔聞的自由。
這和載灃對改革派訴求的理解有關。所謂責任內閣，嚴格說應該是在國會成立後才可能出現的，即內閣代皇帝向國會承擔責任的意思。沒有國會，何來責任內閣？在載灃看來，議員們之所以要求成立內閣，是因為對軍機處不滿，謂之地位不明、權責不清。資政院彈劾軍機大臣，也是以此逼迫明確軍機大臣責任的，並不是因為皇族擔任軍機大臣和各部尚書，現在突破慈禧太後生前規定的“軍機處不議”的規矩，下決心撤銷了軍機處，以內閣代之，明確規定內閣承擔責任，這已經是很大讓步了，也就滿足了議員們的訴求了。既然皇族可以擔任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為什麼不能擔任總理大臣？各部大臣？況且，現在還處於籌備憲政時期，內閣也隻是過渡，到兩年後的宣統五年，進入憲政時期，再成立嚴格意義上的責任內閣，所以沒有重組內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