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和朝廷人才狀況有關。自袁世凱被罷黜、張之洞去世，朝廷中的漢人，已經沒有一流人才；滿人中自奕、榮祿去世後，也隻有奕劻可以撐起門麵。也就是說，在現有格局下，可供載灃選擇的人才有限。換言之，可用的，也就是這些人。
這也和“有兵在”的主導思想和革命黨起事被輕而易舉鎮壓下去有關。在推出皇族內閣的同時，正式成立軍諮府，以載濤、毓朗擔任軍諮大臣，標誌著皇族直接掌控軍權各項措施全部落地。而且，就在發布不準議員就皇族內閣問題再幹請幹預的上諭一個多月後，載灃又頒布了兩道上諭，其一是禁衛軍兩協已編練成軍，經過攝政王校閱，官兵“均精神振奮，動作如法，頗能仰體朝廷整軍經武之意，成效昭著”，上諭明確，禁衛軍各官長酌量提升，兵士每人賞銀二兩。其二是載濤等訓練禁衛軍有方，加恩賞穿黃馬褂，訓練處當差各員照異常勞績獎賞。也正是在皇族內閣成立10天前，革命黨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廣州起義，被一舉鎮壓。兩廣總督張鳴岐揚揚得意地一再向載灃報告說：“此股亂匪殲滅殆盡，城內外商民始終均為受擾，地方一律安謐。”
以上幾點，應該是載灃推出皇族內閣並決不讓步的原因所在。
不能說載灃的認知沒有一定道理。但這隻是就事論事而言，觸及隱藏在表象背後的深層次問題，聯係到當時的內外大勢，情況就大不同了。
先說深層次問題。大體有三：一是載灃誤以為改革派訴求是明確中樞的責任，而實際上改革派是要摒棄載灃上台後迅速形成的親貴分贓體製。二是暴露了改革派和載灃、載澤等皇族少壯派對君主立憲政體的根本分歧。載灃、載澤這些少壯派所理解的君主立憲，是維係皇帝甚至皇族的既有權力前提下，通過成立議會，給國民一定的參政權和言論自由；而改革派則立足於限製皇權，排斥皇族幹預政治，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組織政府，承擔治國責任。尤其是載灃上台後任用親貴少壯派的舉措，刺激改革派堅定了這種主張。三是載灃沒有顧忌滿漢矛盾這個敏感問題，肆無忌憚地將自康熙時代起就小心翼翼維係的滿漢關係斷然撕裂，而不考慮這樣做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
再說當時的形勢。進入1911年，日本、沙俄侵略瓜分中國的圖謀昭彰，可謂步步緊逼；英、德、法強權畢現，亡國滅種的焦灼感籠罩在國人心頭，國人希望一個強有力的內閣來替換皇族親貴分贓的中樞，擔負起領導國家的責任，推出一個親貴分贓的皇族內閣，豈不是換湯不換藥？再者，革命黨煽動革命最有力的借口就是異族政權壓製漢人，所謂立憲也是為了進一步擴大滿人的權益的花招，推出皇族內閣恰恰給革命黨的煽惑提供了最好的證據，這對革命黨是無可估量的幫助，對改革派是致命打擊；而且，眼下言論自由空間大增，輿論無不抨擊政府，而政府的立場、主張沒有人予以解釋說明，憤怒、絕望的情緒透過輿論的散布彌漫開來，載灃和他信任的皇族親貴的形象、威信喪失殆盡。放在這個政治生態和輿論環境下，載灃的舉措，就顯得相當愚蠢了。
可以說，推出皇族內閣，是載灃犯下的致命錯誤。
當然，如果載灃麵對抗議能夠反躬自省，抓住機會——其實也不是沒有機會，奕劻在5月、9月至少三次呈請辭職，局麵也許還可以挽回。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載灃一味強硬，堅決不改。
倘若，載灃的這一舉措能夠換取皇族親貴內部同心同德，合力應對危局，也許局麵也不至於迅速惡化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不幸的是，這個皇族內閣令國人對皇族敵視態度大增，激起了國民公憤；但是也沒有換來皇族親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恰恰相反，皇族內部對這個內閣也有人大為不滿，內閣尚未成立，就開始了相互拆台！
政權被顛覆的導火索，就此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