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年召開國會；
二、組織責任內閣；
三、開放黨禁；
四、寬容武昌起事者；
五、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
六、保證糧餉充足供應。
“袁六條”核心，就是政治改革一步到位，完全開放政權。這應該是袁世凱近幾天思考的解決時局的根本之道。
應該說，這是曆史給載灃提供的最後一次機會。眾望所歸的袁世凱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對政府還寄予一絲希望的表現，代表了體製內外改革派的共同呼聲。如武昌事變的消息傳至上海，15日，南方名流趙鳳昌邀請黃炎培、張謇、馬相伯等在他的私宅惜陰堂“商討時局前途應付辦法，定了一些策劃”。16日，張謇根據“策劃”，到蘇州與江蘇巡撫程德全商議，並代為草擬《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要求清廷解散皇族內閣，重組新內閣，“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
載灃要收買或者說挽回人心，這才是關鍵。但接到袁世凱提出的六條要求，他沉默了。或許，在載灃看來，武昌的亂子也不至於顛覆政權，袁世凱開列的條件，則是皇族完全交權，豈不正印證了親貴少壯派的判斷——袁世凱比革命黨對政權的威脅還要大。
所以，對於“袁六條”，載灃不願意接受，載澤、載濤等少壯派更是“義憤填膺”。
可是，令載灃和親貴們焦慮、氣憤、沮喪的是，陸軍大臣蔭昌南下十餘日，一直待在孝感的專列上，反而讓武漢三鎮的民軍不斷擴大戰果，漢口民軍的攻勢已發展到三道橋。不僅如此，幾天時間裏，不僅湖北的革命不斷擴大戰果，而且湖南、江西、陝西，也紛紛宣布脫離朝廷獨立，還有好幾個省也已箭在弦上，甚至在近畿的新軍也已不穩。
內憂不堪收拾，外患也在加劇。沙俄和日本動作不斷。還在一個月前，沙俄就公開詆毀中國政府在蒙古進行的軍事和行政改革，指責中國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敵視俄國的行為，鄂變起，俄國人看到中國政府忙於處理內亂，無暇顧及邊疆事務，煽動被它收買的外蒙封建領主和活佛，醞釀叛亂，10月18日，外蒙叛亂集團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獨立”。日本則於10月22日照會美國，探尋其對日本出兵中國的意見。顯然，日本企圖借口保護各國僑民及其在華利益，誘使各國委托其就近出兵中國，而且事實上日本海軍已加派四艘軍艦在長江水域巡視，其出兵中國、分裂中國的野心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對此，袁世凱深感憂慮，公開向載灃施加壓力。10月25日的《盛京時報》刊登了袁世凱的談話：“中國目下所遇之時間太苦，歐洲有意土戰爭，舉洲人士皆注目於其中，不暇顧及東土之事，而付加強鄰逼處，乘隙蹈瑕皆在意中事。鄂亂既適起於其時，因應稍失宜，大局真不堪設想。革命黨在各國政治上本有此一種人物，無足怪者，惟看政府所施行之政治如何，而政治改良一分，革命黨即減少一分。”
當然載灃也很憂慮，他知道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但答應袁世凱提出的條件，全麵開放政權又心有不甘，隻是做出了兩項回應。
10月26日，載灃發布上諭，郵傳大臣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對川亂鄂變負有行政責任，交都察院查辦。
27日，上諭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同時下令蔭昌回京，命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指揮前方作戰——這是袁世凱提出的要求；以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擔負後方接應。以上兩軍連同所有奉命前往湖北鎮壓兵變的海陸軍，均歸袁世凱節製。
僅僅一個剿撫鄂變欽差大臣的頭銜，在武昌兵變半個多月後才遲遲拿出手，載灃錯失良機，於此可見一斑。
袁世凱一定會嘲笑載灃不見棺材不落淚，事到如今還幻想維持皇族把持政權的格局。皇族既要把持政權，又無能力無擔當，還要他們不信任甚至欲置於死地的人去為他們賣命，來維持這個格局，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呢？
盡管如此，袁世凱還是立即明確表態：奉詔。
但袁世凱並沒有離開洹上村。
袁世凱接受任命，卻不立即赴任，固然是對載灃和親貴少壯派的做法不滿，但這隻是表麵現象或者說次要因素。
誠然，袁世凱是不主張革命的，但是不等於說此時的他不同情武昌革命。在他看來，那些人冒著生命危險進行革命，目的並非擾亂社會，而是為了改良政治；而且，袁還認為，之所以發生革命，都是被政府逼出來的，反過來，革命可以迫使國家政治改良。何況，正是武昌的革命，改變了他的處境，為他重新掌握控製大局的權力提供了契機。於公於私，袁世凱對武昌發生的事變，不說真誠歡迎，至少不會仇視。一舉蕩平武昌叛亂，是袁世凱所不願為的。更重要的還在於，作為務實的政治家，袁世凱是放在國際格局下，著眼於國家統一、政治改良的大局，來審視武昌事變並妥籌對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