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解決時局的方案，有這樣幾條底線或者說要領：第一，維護國家統一，不能給日本、俄國分裂、瓜分中國以可乘之機；第二，迫使清政府實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剝奪貪腐、無能的親貴集團的政治權力；第三，以妥協讓步換取和平解決，武力隻能是輔助手段。
所以，接受欽差大臣任命的袁世凱，雖然沒有立即出山，但是既不像有人說的那樣“抱膝長吟”做冷眼旁觀狀，也不像另外有人說的那樣向朝廷漫天要價，而是一直在醞釀應對時局的方案，並且按照預定的方案積極進行人才、文件準備和秘密聯絡工作，一句話，他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布局。
在接到湖廣總督任命後，袁世凱就不斷上奏朝廷，要求起用、調用一批軍事、外交（實際上是和談）骨幹。軍事方麵，奏請飭令卸任署江北提督、開缺副都統王士珍襄辦軍務，所有增募新軍、布置後路各事，移交王士珍辦理；奏請飭令軍諮府正使、副都統馮國璋迅速來彰，籌商一切，隨同南下；奏請副都統銜、開缺奉天度支使張錫鑾，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衝，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山東軍事參議官陸錦，直隸補用副將張士鈺，直隸候補知府袁乃寬，均調偕同馳往前敵委用差遣；奏請飭令第四鎮統製吳鳳迅赴前敵，以專責成。外交（和談）方麵，斡旋請老朋友唐紹儀出山，在北京辦理交涉；又以與各國駐漢領事隨時接洽為由，請調海軍參領蔡廷幹、奉天勸業道黃開文隨營差遣。
袁世凱還不停地與朝廷要員、地方督撫聯絡，他在致內閣電中就曾提及“受命以來，凡各省督撫有來以軍務詢商者，無不悉心讚畫。遇有所見，亦分別抒達，聽其采擇……”同時，袁世凱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駐漢口總領事葛福等進行了秘密聯絡。此外，袁世凱還“密令心腹分途至京滬密告兩麵軍情”。
袁世凱行止詭秘，外界多有猜測。《申報》載文稱：“夫袁氏之出也，其命意不過二端，一則欲以曾、李諸人自命，助政府以平革命軍；一則欲逞此時機，愚弄政府，使兵餉之權既握於手，然後一反掌間使革命之功早就。此外決無第三義也，今忽有第三義者，謂政府欲借袁世凱與革命軍講和，袁氏亦將出而任之。”
載灃和親貴們也疑竇叢生。袁世凱奏請起用、調動的文武幹員載灃等於是照單全收，一一滿足，度支部在任命欽差大臣當日即奉旨撥餉銀100萬兩，袁世凱卻仍然沒有動身，已經調到前線的馮國璋部並沒有組織對武漢三鎮開展持續的軍事行動，僅僅在袁世凱接受欽差大臣任命的當日，前線有過一次炮擊漢口的戰事，隨後就沉寂了。
質疑之聲不絕於耳，甚至一直與載灃為難的資政院也對袁世凱提出了質問。
袁世凱上奏載灃，解釋說：“大舉進攻武漢，必須籌備完善，一鼓殲除，未可猛浪從事。最可慮者，前敵稍挫，軍氣不振，兵心亦多不固，已詳細分條囑馮軍統首先安撫兵心，激勸士氣，較籌備尤為緊要。”
但，這個解釋並不能消除載灃和親貴們的疑慮。他們最擔心的是袁世凱在秘密和革命黨勾結，共同推翻朝廷。這不是空穴來風。就在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的次日，革命黨主辦的《民立報》即發表了《敬告袁項城》的短評，其中說：“今幸天誘其衷，清廷屬治兵柄，此誠千載一時之嘉會也。人心歸漢，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雖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孫帝王萬世之觀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萬萬眾，為第一期之大政長，與環球總統、君主相周旋於玉帛壇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凱也確實在秘密和南方民軍方麵展開和談。
此前，袁世凱已授意自己的幕僚、黎元洪的老朋友劉承恩給黎寫過三封信，但黎始終不予理會。袁世凱之所以在接到欽差大臣任命的當天下令炮擊漢口，就是迫使黎元洪響應他的和平建議。所以，就在政府軍攻擊漢口的炮火聲中，袁世凱派遣的密使蔡廷幹、劉承恩攜帶著袁世凱致黎元洪的密函和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介紹信，悄然來到了黎元洪的辦公室，進行和談試探。
這是袁世凱解決時局的兩手，對朝廷，逼改；對民軍，逼和。
隻是，袁世凱的這兩個試探，暫時都沒有成功：載灃尚難以接受一步到位的政治改革呼籲；而湖北方麵，主要是沒有思想準備且各方想法不一，也讓袁世凱的和平試探碰了釘子。
袁世凱可能也沒有料到，各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應對時局，局麵並不都在他的掌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