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匆匆忙忙打破慈禧太後留下的中樞班底是載灃所犯的帶有根本性的錯誤，那麼，沒有及時把康梁納入體製，則是載灃又一重大失誤。
按照傳統政治的一般規律，最高權力交接後，新上台的領導人總是從平反前朝的冤假錯案開始，以收買人心，提振士氣。載灃則是隻破壞——打破原有的權力格局，不建設——沒有吸納新勢力，比如為戊戌維新黨人徹底平反，而是拒絕讓康梁為首的體製外改革派回歸主流社會。
清政權和康梁政治上早已和解，載灃上台後為其平反可以說正當其時。站在清政權角度說，康梁確實有過不可饒恕的錯誤——密謀發動囚禁、捕殺慈禧太後的軍事政變，作為“大逆不道”的要犯予以通緝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稍有識見者都明白，康梁這樣做，不僅是要挽救改革的命運，也是為維護光緒帝的合法地位。因此，可以說，他們是慈禧太後個人的敵人，而不是整個政權、更不是國家的敵人。“庚子之亂”後痛定思痛所推行的“新政”，其實就是繼承康梁的衣缽；預備立憲國策和改革路線圖的確立，事實上也是按照梁啟超的構想行事的。說明即使是慈禧太後在世時，和康梁在政見上已經和解了。
更為重要的是，載灃與康梁有共同的敵人而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革命黨是政權最危險的敵人；而革命黨也是康梁為首的體製外改革派的政敵。梁啟超甚至說：“我黨……與革命黨死戰，乃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可以說，康梁對革命黨的牽製、瓦解作用無可替代，也可以說，康梁已成為維係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性力量。所以，皇族親貴、中央大員、地方督撫、名流紳商，許多人早就與康梁有著密切聯絡，多有相互呼應。
站在新的掌舵人載灃的角度說，應該反思沒有把戊戌維新進行下去的深刻教訓，欽佩康梁的先見之明和愛國忠君的良苦用心，而不是對他們耿耿於懷。或許，慈禧太後不寬恕他們可以理解，載灃未能決斷為他們平反就是失策了。
固然，康梁在載灃上台後的一係列謀劃弄巧成拙適得其反；載灃對起用康梁也有苦衷，擔心這樣做對慈禧太後威信有損。但對最高領導人來說，這都不是什麼不能克服的障礙。以往新帝繼位後平反一些人物，往往是他的皇考欽定的，平反時無非找一些借口托詞而已，載灃完全可以這麼做。
設想一下，倘若把康梁納入體製，由作為立憲設計者的梁啟超主持籌備憲政，那麼按照改革路線圖推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改革派就會保持與朝廷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性，至少改革勢力不會那麼快就激進化，走到與朝廷全麵對立、與革命勢力合流的程度。而排斥康梁的結果，是他們的激進化，迫使載灃不得不調整了慈禧太後生前製定的改革路線圖，導致改革脫軌；而即使這樣重大讓步，仍然讓改革派感到絕望，形成了惡性互動的雙輸局麵。
不僅如此，梁啟超是中國識字人群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輿論領袖，清政權垮台後，梁啟超說“自前年十月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而輿論對政權的殺傷力也是不可小視的，名流嚴複就總結說，言論過度自由也是導致清政權被顛覆的原因之一。這其中，梁啟超有大功焉。
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去了舊的總要吸納新的。罷黜袁世凱後仍然視康梁為敵人，沒有吸納新力量，那維係政權靠誰呢？
隻能靠皇族親貴了。
而這，恰恰是載灃致命的錯誤。
任用親貴，不僅與立憲趨勢背道而馳，而且與祖製不合。中國曆史上依靠皇族維係政權者，無一例外都以悲劇告終。對此就連異族入主中原、對漢人一直有戒心的大清帝國最高統治者也有清醒認識。隻是到了慈禧太後時代，才開始突破祖製。但她自己也承認，她掌權任用個別親貴，是出於無奈。載灃上台，如果不打破舊班底，那麼個別親貴繼續保留原來的位置，或許還不會引起大問題，但罷黜袁世凱、拒絕康梁勢力回歸，反而隻信用皇族親貴的少壯派，直至發展到推出“皇族內閣”的地步，就是難以原諒的錯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