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這位缺乏經驗和智慧的新掌舵人上台不久，立即陷入了一個怪圈：由於不自信，就隻相信“自己人”——皇族親貴；他越是相信皇族親貴，越是遭到國人的反感和挑戰，局麵變得越發錯綜複雜；而麵臨的挑戰越多，局麵越複雜，載灃就越是隻信任皇族親貴……瓦解人心，喪失公信力，莫此為甚！
要知道，清政權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滿漢矛盾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即使是慈禧太後由於是以女主執掌統治權，不得不任用個別親貴，也非常小心翼翼地注意掌握平衡，隻任用皇族親貴是不可想象的。
還要強調的是，此時革命黨一直在宣傳鼓動“驅逐韃虜”，而且一直在宣傳滿洲人的朝廷所謂立憲完全是欺騙，是以立憲為名排斥漢人的，在這個敏感時期，隻能盡量減少任用親貴，而不是相反。
可是，載灃卻草率地這麼做了。
如果袁世凱一直在台上或者康梁回歸體製，不管哪一種情況出現，都會阻止載灃這麼做，當然載灃也不需要這麼做了。
載灃任用皇族親貴的做法，事實上等於把所有漢族精英推到了政權的對立麵。漢族精英們誰還願意為這個政權效力呢？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通告各省，開宗明義就說：“滿洲以東胡賤種，入主中原，殘德相沿，幾三百載，淫威虐政，未遑具論；然以神明華胄，而戴此羊犬餘孽為宗主，是亦曠世之大辱，絕代之巨恥也。”這番說辭的殺傷力何其大哉！就連對國情認識十分清醒如張謇者流，如果再維護清政權，恐怕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了。
問題還在於，載灃隻信用皇族親貴，就等於把自己推到了內鬥的旋渦中難以自拔。因為罷黜袁世凱後，權力格局失去了重心、打破了平衡，皇族親貴間的內鬥在所難免，他們相互拆台，攬權逐利，鬧得烏煙瘴氣；而失去袁世凱這樣的牽製力量後，載灃自己又沒有足夠的威信和能力駕馭他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鐵路國有化政策的出台和隨後應對川亂的過程，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正如時人所說，皇族親貴早已自壞長城，“革命之事，乃諸王之自革而已”。“清朝的滅亡，不是革命軍以軍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親曆其間的徐世昌也說：“清王朝之亡，並不是亡於革命黨，而是亡在一班‘小爺們’身上。”
除了以上根本性失誤、重大失誤和致命性失誤外，載灃對大勢的認知和治國理念也存在誤區。
就國際格局言，日本和沙俄是中國最凶險的敵人，作為弱國，需要以夷製夷，依靠新崛起的大國美國來製衡強鄰。就國內言，自鎮壓太平天國後，大清帝國的體製就出現了裂縫，地方分權化、軍隊私人化趨勢明顯。就連慈禧太後這樣的政治強人也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現實，盡量保持各方麵的平衡。出台重大政策，不僅朝廷要討論，還要反複征求地方督撫的意見。
載灃對這個大勢認知不足。
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如美國記者所說，在西方國家中，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真誠地祝願大清國繁榮昌盛，這是大清國的曆史機遇。這個說法雖然掩蓋了美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要在中國瓜分利益的實質，但相對於日本、沙俄、英國、德國等而言，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最為有利。美國記者說他“很難想象，大清國這個正在露出端倪的新政治集團不會把它們自己的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拉得更近”。但事實上，由於日本的陰謀，以罷黜袁世凱為標誌，載灃新統治集團疏遠了與美國的關係，從而喪失了曆史機遇。
在治國理念上，載灃迷信“有兵在”。
載灃沒有受過係統的皇德帝範教育，一切政治知識源於個人的觀感。他親身經曆的是慈禧太後一言九鼎，而身為皇帝的光緒帝卻形同虛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軍權操諸前者之手。載灃德國之行的最大收獲，也是軍權操於皇室。這無形中讓他得出軍權高於一切的結論。
所以，載灃除了一心把軍權集中於皇室，對其他問題都不是太上心，出台重大政策也相當草率，當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麵時，地方督撫憂心如焚，他卻仍然輕鬆自得，不急不躁，失去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曆史證明，成敗在於人心。載灃因為迷信“有兵在”，就不考慮或者不重視收攏人心。在國家轉型的窗口期監國3年，失誤連連，人心散盡，丟掉了政權。
當然，正因為載灃的治國理念是迷信“有兵在”，當他看到其實兵並不在他手裏的時候，明智地放棄了以武力捍衛政權的打算，自覺不自覺間為大清皇室爭取了“軟著陸”，打破了改朝換代皇族血流成河的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