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節的奏折上了不滿二月，禦史駱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辭更激烈：“竊惟逆夷在粵，滋擾幾及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兵數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台遙望而泣。”這樣說來，琦善的罪更大了：除遣散壯勇之外，還有撤防具、陷忠臣的大罪。駱文忠原籍廣東花縣，折內所言大概得自同鄉。他為人頗正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以前，因查庫不受賄已得盛名。故所發言辭，不但足以左右當時的清議，且值得我們今日的研究。
此類的參奏不必盡引，因為所說的皆大同小異。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王大臣等會審的判詞是當時政府最後的評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後勝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夷務，宜如何慎重周詳，計出萬全。該夷既不遵照曉諭，辦理已形猖獗，即應奏請調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羈縻，暫以香港地方許給，俾得有所借口。於一切防守事宜並不預為設備，以致該夷疊將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實屬有誤機宜，自應按律問擬。琦善合依守備不設失陷城塞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這個判詞實代表當時的清議。所可注意者，政府雖多方搜羅琦善受賄的證據，判詞內無受賄的罪名。
但是當時的人不明了琦善為什麼要“開門揖盜”，以為必是受了英人的賄賂。戰爭的時候，左宗棠——同、光時代的恪靖侯，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課。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致其師賀蔗農的信有一段極動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楊侯奉詔北行。有人自侯所來雲：‘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萬，遂堅主和議，將恐國計遂壞伊身。’昨見林製府謝罪疏，末雲‘並恐彼族別生秘計’雲雲，是殆指此。誠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詩及渠欲即斬生夷滅口各節，情狀昭著。炮台失陷時，渠馳疏謂二炮台孤懸海外，粵東武備懈弛，寡不敵眾，且雲彼族火器為向來所未見，此次以後，軍情益餒。無非欺君罔上，以和為主，張賊勢而慢軍心，見之令人切齒。”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來”者。
果勇侯楊芳原任湖南提督，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八日放參讚大臣，馳驛前往廣東，剿除逆夷。他於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這道上諭，二月十三日行抵廣東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雲：“現在大局或須一麵收複定海，一麵準其於偏岸小港屯集貨物。”換言之，浙江應與英人戰，廣東則應與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宣宗以為不妥。抵廣東後他就報告：“預備分段援應，共保無虞。”但是他所帶的湖南兵為害於英人者少，為害於沿途及廣東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機宜”的奏折，說：“城廂內外民心大定，遷者漸複，閉者漸開，軍民鼓勇，可期無虞。”
宣宗當然欣悅之至：“客兵不滿三千，危城立保無虞。若非朕之參讚大臣果勇侯楊芳，其孰能之？可嘉之處，筆難宣述。功成之日，佇膺懋賞。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後尤當奮勉。”後來的奮勉或者有之，至於第二功則無可報了。雖然，敗仗仍可報勝仗，自己求和仍可報外夷“懇求皇帝施恩，準予止戰通商”。皇帝遠在北京，何從知道這就是楊芳日後顧全麵子的方法。左宗棠的信息既聞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況果勇侯傳出這信息的時候既在途中，亦必間接得自廣州來者？至於琦善“欲即斬生夷滅口”之說，遍查中外在場人員的記載均未發現。獨在湖南安化鄉中教書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認為“情狀昭著”，豈不是甚奇了！
同時廣東的按察使王庭蘭反說他屢次勸琦善殺義律而琦善不許，他寫給福建道員曾望顏的信述此事甚詳：“義律住洋行十餘日，省河中夷船舢板數隻而已，不難擒也。伊亦毫無準備，有時義律乘轎買物，往來於市廛間。此時如遣敢死之士數十人除之，直囊中取物耳。乃屢次進言於當路，輒以現在講和，未可輕動，是可謂宋襄仁義之師矣。”琦善倘得了“西人金巨萬”，授之者必是義律；“欲即斬生夷滅口”，莫若斬義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義之師”，豈不更奇了！王庭蘭的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節節後退：“賊到門而門不關，可乎？開門揖盜，百喙難辭。”王庭芬既是廣東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閩浙總督顏休燾送呈禦覽，好像應該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廣東的時候，義律不但未“住洋行十餘日”，簡直沒有入廣州。這封信在顯明的事實上有此大錯，其史料的價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廣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動力不是英國的賄賂，這是我們可斷定的。但是到底琦善撤了防沒有？這是當時及後來攻擊琦善的共同點，也是琦善與鴉片戰爭的軍事關係之中心問題。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時候——撤防誠有其事，然撤防的責任及撤防的程度則大有問題在。
宣宗是個極尚節儉的皇帝，林則徐在廣東的時候，大修軍備，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許他撥用庫款，林的軍費大概來自行商及鹽商的捐款。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七日，英軍占了定海，於是宣宗腳慌手忙地飭令沿海七省整頓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廣東，各省調兵、募勇、修炮台、請軍費的奏折陸續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願疆吏扣留庫款以做軍費。當時兵部尚書祁寯藻和刑部右侍郎黃爵滋正在福建查辦事件，他們同閩浙總督鄧廷楨及福建巡撫吳文鎔會銜，建議浙江、福建、廣東三省應添造大船六十隻，每隻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門，“通計船炮工費約須銀數百萬兩”。他們說：“當此逆夷猖獗之際，思衛民弭患之方，詎可苟且補苴，致他日轉增靡費。”宣宗不以為然，他以為海防全在平日認真操練，認真修理，“正不在紛紛添造也”。此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七月中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