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浩生是許多具有曆史意義、富有戲劇性曆史場麵的見證人，也是當時極少數活躍於新聞界並在多家報刊上撰寫專欄的著名記者之一。從重慶到南京，從毛澤東訪問重慶到政治協商會議，他是一直追蹤采訪國共和談的記者，報道了圍繞著國共和談的許多重要新聞。他很榮幸，在國共和談以及此後的許多重要曆史時刻，如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元帥和周恩來、民主同盟及馮玉祥等各方人士的會麵、轟動一時的“校場口事件”、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重慶談判、國共和談宣告徹底破裂、蔣介石政權的沒落、日本一級戰犯東條英機在東京戰犯監獄被宣布由中美英蘇四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驗明正身處以絞刑、美國杜魯門總統將指揮朝鮮戰場的麥克阿瑟元帥撤職回國等等，他都身在現場並進行了報道。
1948年初夏，他在沒有任何憑借的情況下冒險出國，先是從上海乘“海遼號”到日本神戶再轉東京。
初到日本時，日本剛戰敗的痕跡還到處可見，趙浩生在此領略了短暫的揚眉吐氣的感覺。在最高級的飯店裏，都住著由戰勝國來的人，趙浩生也躋身其中。所以他在數十年後，形象地用住飯店、吃飯，概括了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生活的變遷。
他說：“最初，我能請日本人吃飯的飯店，是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敢問津的，被邀請者對能進這一等級的飯店吃飯，頗感榮幸；後來，在這一等級的飯店吃飯，對日本人來說，漸漸變得不那麼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請我的飯店，倒是我不太敢問津的豪華飯店了。”
趙浩生回憶：
在占領下的日本，作為戰勝國的公民是非常舒服的，與普通日本人比較起來有著天壤之別。特別是擁有美軍特權的人，生活上更是應有盡有。在和日本人交往的時候，哪怕送一包煙、一塊肥皂，他們都會感激不盡。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並不是戰後日本之窮，而是他們窮得非常平等，從天皇到平民，過的都是窮日子，沒有任何特權階層。
有一次，我請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婦和他們的秘書在“外人記者俱樂部”吃飯，主菜是美國的南式炸雞，就是今天流行的肯德基炸雞。每個人半隻雞，放在精致的小籃子裏，端上來請客人享用。可是片山夫人隻吃麵包，不動炸雞。我一再請她嚐嚐，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對秘書悄悄說了一句話，秘書告訴我：“夫人想帶回家給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我聞聽立刻告訴她請盡情享用，我會再要幾份炸雞讓她帶回去給孩子們吃。片山夫人站起來連連鞠躬道謝。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千，一個相國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樣受苦，這個國家實在不可小看。
日本是朝鮮戰爭的基地，戰爭給日本複蘇帶來了難得的契機。“日美和約”簽訂以後，美國為日本撐起了原子保護傘，日本不必在國防上費心花錢，因而可以全力以赴地推動經濟建設。日本雖然在“二戰”中戰敗，但卻發了戰爭財和冷戰財，從1948年起，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這個戰敗者是如何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上站了起來。初到日本時，這裏一貧如洗；朝鮮戰爭開始和“日美和約”簽訂以後，對於日本的改變，作為一個擁有占領國特權的中國人來說，感受是很深刻的。“和約”簽訂前，在和日本朋友交往時，送他們任何禮物他們都接納感激；進館子吃飯，總是我們請客。根據占領時期的規定，日本人不許買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後出產的新車，包括天皇在內，所以日本人乘坐的都是1941年以前出產的老爺車。但是這一切隨著“日美和約”的簽訂漸漸改變了——失去了特權的占領國人變成了普通的“外人”，不但不能繼續請客送禮，而且我們經常光顧的大飯店、夜總會，日本人也成了常客，慢慢地，日本人可以繼續光顧，我們卻去不起了。
趙浩生是許多具有曆史意義、富有戲劇性曆史場麵的見證人，也是當時極少數活躍於新聞界並在多家報刊上撰寫專欄的著名記者之一。從重慶到南京，從毛澤東訪問重慶到政治協商會議，他是一直追蹤采訪國共和談的記者，報道了圍繞著國共和談的許多重要新聞。他很榮幸，在國共和談以及此後的許多重要曆史時刻，如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元帥和周恩來、民主同盟及馮玉祥等各方人士的會麵、轟動一時的“校場口事件”、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重慶談判、國共和談宣告徹底破裂、蔣介石政權的沒落、日本一級戰犯東條英機在東京戰犯監獄被宣布由中美英蘇四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驗明正身處以絞刑、美國杜魯門總統將指揮朝鮮戰場的麥克阿瑟元帥撤職回國等等，他都身在現場並進行了報道。
1948年初夏，他在沒有任何憑借的情況下冒險出國，先是從上海乘“海遼號”到日本神戶再轉東京。
初到日本時，日本剛戰敗的痕跡還到處可見，趙浩生在此領略了短暫的揚眉吐氣的感覺。在最高級的飯店裏，都住著由戰勝國來的人，趙浩生也躋身其中。所以他在數十年後，形象地用住飯店、吃飯，概括了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生活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