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最初，我能請日本人吃飯的飯店，是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敢問津的，被邀請者對能進這一等級的飯店吃飯，頗感榮幸；後來，在這一等級的飯店吃飯，對日本人來說，漸漸變得不那麼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請我的飯店，倒是我不太敢問津的豪華飯店了。”
趙浩生回憶：
在占領下的日本，作為戰勝國的公民是非常舒服的，與普通日本人比較起來有著天壤之別。特別是擁有美軍特權的人，生活上更是應有盡有。在和日本人交往的時候，哪怕送一包煙、一塊肥皂，他們都會感激不盡。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並不是戰後日本之窮，而是他們窮得非常平等，從天皇到平民，過的都是窮日子，沒有任何特權階層。
有一次，我請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婦和他們的秘書在“外人記者俱樂部”吃飯，主菜是美國的南式炸雞，就是今天流行的肯德基炸雞。每個人半隻雞，放在精致的小籃子裏，端上來請客人享用。可是片山夫人隻吃麵包，不動炸雞。我一再請她嚐嚐，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對秘書悄悄說了一句話，秘書告訴我：“夫人想帶回家給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我聞聽立刻告訴她請盡情享用，我會再要幾份炸雞讓她帶回去給孩子們吃。片山夫人站起來連連鞠躬道謝。這件事使我感慨萬千，一個相國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樣受苦，這個國家實在不可小看。
日本是朝鮮戰爭的基地，戰爭給日本複蘇帶來了難得的契機。“日美和約”簽訂以後，美國為日本撐起了原子保護傘，日本不必在國防上費心花錢，因而可以全力以赴地推動經濟建設。日本雖然在“二戰”中戰敗，但卻發了戰爭財和冷戰財，從1948年起，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這個戰敗者是如何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上站了起來。初到日本時，這裏一貧如洗；朝鮮戰爭開始和“日美和約”簽訂以後，對於日本的改變，作為一個擁有占領國特權的中國人來說，感受是很深刻的。“和約”簽訂前，在和日本朋友交往時，送他們任何禮物他們都接納感激；進館子吃飯，總是我們請客。根據占領時期的規定，日本人不許買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後出產的新車，包括天皇在內，所以日本人乘坐的都是1941年以前出產的老爺車。但是這一切隨著“日美和約”的簽訂漸漸改變了——失去了特權的占領國人變成了普通的“外人”，不但不能繼續請客送禮，而且我們經常光顧的大飯店、夜總會，日本人也成了常客，慢慢地，日本人可以繼續光顧，我們卻去不起了。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莊嚴宣告，並未因大洋的阻隔，減衰趙浩生心頭的震撼。自鴉片戰爭列強憑堅船利炮打破封建藩籬以來，中國哪一屆政府曾如此豪邁地與世界對話？趙浩生看到了中國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線希望。
在備受屈辱的曆史被翻過去的那幾日，趙浩生激動得徹夜不寐，他的新聞筆觸又逢為翻天覆地變革而謳歌的機遇。他給當時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胡喬木寫了一封信，敘說了歸國之念，還隨信附上幾篇文章。
函劄一去無消息，但胡喬木大概是收到了，因為終於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報》上。
1952年又由日本橫濱乘“克利夫蘭總統號”抵達美國舊金山。他從美國11所大學中，挑選了提供全額獎學金的伊利諾大學攻讀美國外交史，師從雙目失明卻著作等身的史密斯教授。1960年大學畢業後，他受聘於美國常春藤聯合會大學之一的、1701年建校的耶魯（Yale）大學，在東亞語言文學係任教，直至1986年辦理退休手續。該校給他最深的感受是：代表耶魯精神的嚴謹的治學態度。
從1966年起，趙浩生一邊當教授，一邊重溫記者生涯。他以美國記者、專欄作家的身份，開辟“海外觀察”專欄，采訪海峽兩岸眾多風雲人物，陸續在國內《參考消息》和海內外報刊發表嘔心瀝血所寫的係列作品，使海外僑胞了解了新中國，一時間掀起了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回歸熱。他的文章，對當時封閉的中國大陸的讀者而言，更是爭相傳看，先睹為快，成了人們窺視美國社會的窗口，揭開西方神秘麵紗的指南。他撰寫的《漫話美國新聞事業》當時成了新聞記者和大學新聞係的教材。《漫話美國總統選舉》一書，幾乎每當美國總統選舉前夕，就會再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