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自己幼年時隻跟他父親讀過一段短時期的中文，10多歲就進了洋學堂。上了聖約翰大學預科以後，拚命學英文，和線裝書與毛筆完全絕了緣。從聖約翰畢業到了北平，他忽然發現自己的中文不行。身為中國人而中文不通，感到羞愧已極。就是這種“知恥”之心，使他開始自學中文。這種因“知恥”而發憤苦學的心情，不但一直延續到他留學德國，而且更傳至他的三位女公子和外孫兒。林家久居國外，但他的三位小姐個個都是中英文俱佳，連小外孫女王怡，一看見中國人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說，也會氣憤地叫一聲“討厭”。
至於他寫作的愛好，他說是出於天性。他6歲時就開始以有限的字眼做文章，8歲時曾偷偷地自撰課文，到了聖約翰三年級就成了校刊的編輯主任。如此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就整天地寫、寫、寫，一天不寫就感到六神無主。倘若“年光倒流，兒時可再”，他相信依然要選擇寫作作為終身職業。
他寫作時從來不正襟危坐，伏案苦思，而是舒舒服服地半躺在那張朱紅色的皮靠椅中，兩腳放在麵前的來漆矮桌子上，捧著一冊硬麵筆記簿，一頁寫字，一頁留空白，累了就睡，醒了再寫。他寫作時必須喝咖啡，抽煙鬥，有時半夜醒來，要喝咖啡才能睡著。躺在屋角那張單人床上抽煙鬥，但從來沒有燒壞過枕頭和被單。
他沒有任何文人的怪癖，但為了集中精力，他平常避免教書、演講和應酬。他承認他之所以能與世隔絕、我行我素，是因為他的作品能賣錢。他說全世界完全能以寫作為生的文人沒有幾個，但他表示他的生活要求並不高，住在窗明幾淨的高級公寓裏也能寫，住在時報廣場附近的鬧市中也能寫。他所要求的隻是三餐飯、煙葉和咖啡，隻有寫作本身才是他的最高享受。
他成功的秘訣是，寫出的東西必須是心得之言，有見地，有力量。一冊又一冊，冊冊新鮮，使讀者百看不厭。此外就是得用功。他說全世界能寫作的人很多，但肯用功、肯努力、肯鑽研的人不多。他希望青年人在修養方麵應學袁中郎，注意培養性靈，這樣寫出的東西才愛憎分明、不同流俗。關於文字，他認為一定要並通。用兩種文字寫作並不會造成混亂，因為用英文寫作時是用英文思維，同樣的題目用中文寫出來就完全不一樣。
關於文人與政治的關係，他說中國的傳統是“學而優則仕”，和歐洲中世紀的“學而優則僧”完全相同。他自己因為不喜歡應酬，不願逢人拍肩膀，稱兄道弟，所以不適於搞政治。但他認為文人必須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情況下才能有閑情從事創作。
回台灣、寫中文作品，是他70歲以後回台灣的兩大計劃。回台灣是因為他年事已高，對中國的生活情調愈增向往。摩天大廈中的寓公生活雖舒適方便，但依然喜歡偶爾推窗遠望，可以在綠樹叢中看到一角紅牆、一座古刹。決定寫中文作品，一方麵是因為他希望借此與中國讀者重敘舊交；另一方麵也是由於他的好友——中央通訊社馬星野社長的鼓勵。除此之外，他還計劃寫一冊英文的中國畫論。
談到養生之道，他說自己有兩大得意：其一是年已七十而童心未泯，其二是他有一位賢內助。他和林夫人是以一半自由戀愛、一半父母之命的方式結婚的，至今已46年，但他在談到夫人時，麵頰上依然閃爍著“羅曼蒂克”的光彩。
這篇專訪在台灣刊出後，台灣當局在字裏行間讀出了林語堂年屆七十有葉落歸根到台定居的意思，很快就通過張群和馬星野與林聯絡，表示歡迎林先生來台定居，還答應了林在台北要一塊風景好的地皮、在那裏築屋而居、編書寫作的要求。
林是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作家，也是一位靠寫作在美國發財的資本主義文人。早在抗戰期間，他就在重慶沙坪壩建起了一座小洋房，偶爾從美國回重慶住幾天。如今他年屆古稀，雖然是個發了財的文人，但對鋼筋水泥築成的“牢獄”生活已經厭倦，想在紅牆綠瓦的東方情調中頤養天年，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台灣深知林的名字在國際上有可利用的價值，也就順水推舟答應了他的要求。不幸的是台灣並不是他理想的所在，在台北住了幾年，隨著他在台灣故宮博物館的女兒的自殺，老人終於黯然神傷地告別了台灣，回到香港鬱鬱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