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你的感覺是敏銳的，但台灣有些作家之所以對“國語”有抵觸，有著複雜而可悲的曆史背景。自鄭成功收複台灣之後，台灣文學主要以漢語傳布書寫，但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之後，殖民者力圖透過語言同化而全麵控製台灣，迫使1920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作家無法用漢語讀寫，僅能用日文從事創作。1945年台灣光複，台灣作家原本歡欣鼓舞，懷著棄兒重回母親懷抱的歡愉。當時到處獅陣鑼鼓，鞭炮響徹雲霄，熱烈氣氛賽過了迎奉媽祖。但好夢成空，迎來的卻是1947年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和50年代的白色大整肅，不少台灣作家一夕之間竟成了啞口的族類。這些作家並非從本質上反對推行國語，而是技術上、方法上不滿那種劇烈而毫無緩衝餘地的霸道作風。
陳:對這種情緒我非常理解，但這畢竟是曆史的陳跡。當前從事的一切都應該著眼於未來。其實，關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以及台灣文學應選取的通用媒體原本是一個不存爭議的問題。早在1925年1月，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張我軍就明確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原載《台灣民報》3卷1號)此前一、二年，《台灣》月刊和《台灣民報》也討論過台灣文學的用語問題。黃呈聰認為，台灣的祖國是中國，“母子”的“關係情濃”，加上地利之近便，利用淺顯易懂的白話文更容易“吸收他的文化，來助長我們的社會”。他還明確指出，“台語”白話文“使用的區域太少”，而且“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背後沒有一個大勢力的文字來幫助保存我們的文字”，因此他反對用“台語”白話文取代中國的白話文(《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1923年1月號)。另一位學者黃朝琴也發表《漢文改革論》，指出台灣話和北京話口音雖不同，“言語的組織大都相同”，學習上有方便之處，而且“做台灣的人，將來欲做實業諸事，非經過中國不可，所以學中華的國語，實在人人都必要的。”(《讀漢文改革論》，《台灣》1923年2月號)。現在有些人的“台語文學”觀念，我看是曆史的倒退。
友:站在祖國統一和語言規範的立場，你的看法自然有道理。目前台灣有人提倡本土化或“台語文學”，牽涉到國家認同和台灣意識問題。說穿了，就是為了造成文化上的“台獨”。這跟不同人的不同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已經不可能單純用學術方式來進行討論。我們很著急，又感到無能為力。你看到的那本“台語”文學刊物上，不就有人寫道:“台灣人嗬!較緊承認咱是台灣人，毋是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e人民者是真正e中國人。咱愛以做台灣人，講台灣話為榮，按呢者會行保護台灣，保護台灣e經濟成果……”
友:你的感覺是敏銳的，但台灣有些作家之所以對“國語”有抵觸，有著複雜而可悲的曆史背景。自鄭成功收複台灣之後，台灣文學主要以漢語傳布書寫，但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之後，殖民者力圖透過語言同化而全麵控製台灣，迫使1920年以後出生的台灣作家無法用漢語讀寫，僅能用日文從事創作。1945年台灣光複，台灣作家原本歡欣鼓舞，懷著棄兒重回母親懷抱的歡愉。當時到處獅陣鑼鼓，鞭炮響徹雲霄，熱烈氣氛賽過了迎奉媽祖。但好夢成空，迎來的卻是1947年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和50年代的白色大整肅，不少台灣作家一夕之間竟成了啞口的族類。這些作家並非從本質上反對推行國語，而是技術上、方法上不滿那種劇烈而毫無緩衝餘地的霸道作風。
陳:對這種情緒我非常理解，但這畢竟是曆史的陳跡。當前從事的一切都應該著眼於未來。其實，關於台灣文學的定位以及台灣文學應選取的通用媒體原本是一個不存爭議的問題。早在1925年1月，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張我軍就明確指出:“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原載《台灣民報》3卷1號)此前一、二年，《台灣》月刊和《台灣民報》也討論過台灣文學的用語問題。黃呈聰認為，台灣的祖國是中國，“母子”的“關係情濃”，加上地利之近便，利用淺顯易懂的白話文更容易“吸收他的文化，來助長我們的社會”。他還明確指出，“台語”白話文“使用的區域太少”，而且“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背後沒有一個大勢力的文字來幫助保存我們的文字”，因此他反對用“台語”白話文取代中國的白話文(《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1923年1月號)。另一位學者黃朝琴也發表《漢文改革論》，指出台灣話和北京話口音雖不同，“言語的組織大都相同”，學習上有方便之處，而且“做台灣的人，將來欲做實業諸事，非經過中國不可，所以學中華的國語，實在人人都必要的。”(《讀漢文改革論》，《台灣》1923年2月號)。現在有些人的“台語文學”觀念，我看是曆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