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站在祖國統一和語言規範的立場，你的看法自然有道理。目前台灣有人提倡本土化或“台語文學”，牽涉到國家認同和台灣意識問題。說穿了，就是為了造成文化上的“台獨”。這跟不同人的不同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已經不可能單純用學術方式來進行討論。我們很著急，又感到無能為力。你看到的那本“台語”文學刊物上，不就有人寫道:“台灣人嗬!較緊承認咱是台灣人，毋是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e人民者是真正e中國人。咱愛以做台灣人，講台灣話為榮，按呢者會行保護台灣，保護台灣e經濟成果……”
陳:這完全是一種政治煽動。我認為，推廣以北方語言為基礎、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通用語，有其深厚的文化淵源與曆史淵源，並不是單靠政治強力所能決定的。自元代奠都北京，北京語言便成為全國通行語言，迄今已逾700年，約定俗成，根深蒂固，致使元朝統治者不以蒙古語為國語，清朝統治者也不以滿語為國語。今天“普通話”通行度、使用人口、語言本身的品質及所代表的文化厚度，決非中國任何一種方言所能比美，所能取代。“認同鄉土、保存母語”是一種值得尊重的情感，但這跟推廣通用語並不相悖。如果不充分考慮語言通行的廣度而出於危險的政治動機，想以鄉土取代祖國，以方言取代通用語，那無論是在語言上抑或在政治上都不會達到目的。魯迅說得好:“國的存亡是在政權，不在語言文字的。美國用英文，並非英國的隸屬；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兩國所瓜分；比國用法文，沒有請法國人做皇帝。滿州人是‘讀漢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們的征服者，以後，即五族共和，和我們共存同在，何嚐變了漢人。”(《集外集拾遺?報<奇哉所謂……>》)。
友:魯迅這段話實在是透辟之至，對那些想搞“文化台獨”的人應該是很好的訓示。世界各國都有方言文學，問題在於它能否生存，能否廣泛傳播。以目前的狀況而論，且不說“台語”詩、台灣方言小說難讀，有些台灣讀者就連黃春明、王禎和作品中偶爾出現的閩南語都不大懂。更何況所謂“台語文學”根本拿不出能普遍認可的佳作。把這種作品拿到大陸推廣已難上加難，又從何談得上走向世界。如果一意孤行，自我設限，“台語文學”頂多隻能成為在台灣地區擁有部分讀者的內銷文學，不可能跟世界文學同步前進。這的確令人憂慮。
陳:文學走向世界的確要靠語言的優勢，而語言的趨勢必然是日漸統一而不會是日漸支離。大陸閩南方言近幾十年來的變化就很能說明這一點。在祖國大陸，由於交通日漸發達，經濟交流日趨頻繁，克服由於方言障礙所帶來的交際上的困難成為越來越迫切的需要。其結果，就是方言的特征逐漸削弱，越來越向規範化的漢語靠攏，比如，閩南方言中文白異讀現象原十分突出，而目前原來文讀(即讀書音)白讀(即說話音)兩讀皆可的雙音節詞語日趨於文讀，從通用語中吸收的詞彙也越來越多，如“餅幹”取代了“番仔餅”，“茶葉”取代了“茶心”、“茶米”，“汽車”取代了“風車”，“熱水瓶”取代了“電缸”、“電瓶”。語法方麵也有緩慢的變化。可見方言向通用語貼近是大勢所趨，難以人為地逆轉。
友:我們這番對談，也許能厘清近年來困攏台灣文學界的某些問題。台灣跟大陸骨肉相連，這有大量文物、文獻作為佐證。台南縣左鎮發現名為“左鎮人”的古人類化石，就與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同屬三萬年以前的古人類。台灣文化是中原文化的衍派，這種關係也是割不斷的。70多年來台灣的新文化雖然極具開放性與綜攝性，但在血脈上還是承傳了可以溯到《詩經》、《楚辭》的中國文化傳統，其中包括了“五四”新文學的優良傳統。在語言上，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使一部分日語詞滲透到了“台語”詞彙當中，如“坪”、“料理”、“玄關”、“福祉”；近幾十年西方文化的影響，又使“台語”中出現了一些英語的音譯詞、意譯詞，如“巴士”、“迷你裙”、“媽咪”等。但“國語”目前在台灣畢竟成了在公開社交場合可以普遍接受的語言。中國的通用語(即台灣的“國語”，大陸的“普通話”)是一份豐厚的文化資產，應該充分開發，讓它在呈現文學價值、開拓文化空間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陳:我很佩服你這位台灣學者能有這樣的見識。你的談話，使我堅定了一些原有的看法，又幫助我更周密地思考問題，避免了一些簡單化和片麵性。文學的天空是十分遼闊的。我相信台灣文學能通過當前亂哄哄的爭議，辨明一條正確的航道，飛出一條美麗的線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