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因為時間短，所以不可能和更多的海外讀者進行大範圍的交流，主要是和文化界的人士，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漢學家進行當麵對話，其中包括著名的文學史家，也是著名的評論家夏誌清教授、董鼎山教授和趙浩生教授。我們進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像夏教授見了我之後非常興奮地跟我說，“你的作品不是本鄉本品的小範圍的作品，而是國際文化視覺下的大範圍的曆史小說，我感覺你就是中國當代的張愛玲。”對他過高的期許，我感到確實受到了很大鼓勵，但也深感還有很大的差距。當時夏教授回贈給我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飲譽四十多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
董鼎山教授見到我驚喜地說：“我原來以為你是台灣人，現在才知道你是大陸作家，還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作家，一個大陸作家，用10年的時間寫出煌煌三卷本，寫出台灣的曆史題材，我確實感到非常驚喜。”
趙浩生教授從《台灣風雲》開始，一直關注“台灣三部曲”的創作，我前兩部長篇小說都經過他的評價和啟發性的指教。這次見麵，趙教授非常全麵地闡述了他對曆史題材的觀點。而且他高興地說，你是用真情在寫作。他們比較讚賞的就是，在創作中，最好的是沒有用概念的方法去寫作，而是用你真正的人情去寫台灣的曆史題材。所以你是在台灣和大陸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你的作品我讀過之後，我感覺讓人哭，讓人笑，讓人愛不釋手。”“這樣的作品，國民黨方麵沒有，共產黨我想起了一位女作家，那就是丁玲。其實女作家更應該有廣博的視野和胸懷。”這三位都是80高齡以上的漢學家，這種鼓勵讓我非常感動，也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這次從美國歸來，感受更多的是繼續去寫作和奮鬥的動力。
十年磨一劍，走進台灣三百年曆史
記者：據我了解，您23歲就開始了“台灣三部曲”的第一部《台灣風雲》的創作，至今整整10年了。這麼厚重的曆史小說的創作是需要勇氣的，以您當時的年齡是怎樣去把握這樣一個深重的題材呢?是什麼力量使你敢於承擔起如此重大的主題？
閻延文：1995年，當我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承接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學史》台港部分的寫作，開始了台灣文化史的研究。逐漸，一種興奮感籠罩了我。海峽兩岸驚人的文化同構性，似乎預示著某種曆史的奇跡。出於心靈的召喚，我開始回溯曆史，梳理有關台灣曆史的縣誌、奏折、家書甚至日方資料，一步步接近那座蒼藍大海中的美麗島嶼，走近那些叱吒風雲的時代與人物。隨著一塊塊曆史碎片的脫落，一個個沉埋在大海深處的台灣故事漸漸浮出水麵：中國人自主投資設計的第一條鐵路，在台灣；“公車上書”第一人，是台灣舉子；甲午戰爭日軍最大的傷亡，不是在大陸戰場，而是在台灣抗日前線……從琅嶠事件、台灣建省、天津條約、興台改革、到馬關奇恥，以及台民“願人人戰死而割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的悲壯畫卷，曆史莊嚴而沉重地向我走來，那樣鮮活，那樣執著，展示出撥人心弦的色彩和撼天動地的悲壯。信仰與理想，道德和良知，崇高與卑鄙，清醒與無奈，激情與失望……透過曆史幽深的隧道，民族命運的悲歌仿佛一塊從天而降的滾石，驟然擊中了我；又仿佛浩蕩的長風，超越了自然的海峽和政治的海峽，使我的思維衝破曆史的墨跡而飛翔。
在美國，因為時間短，所以不可能和更多的海外讀者進行大範圍的交流，主要是和文化界的人士，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漢學家進行當麵對話，其中包括著名的文學史家，也是著名的評論家夏誌清教授、董鼎山教授和趙浩生教授。我們進行了非常愉快的交流。像夏教授見了我之後非常興奮地跟我說，“你的作品不是本鄉本品的小範圍的作品，而是國際文化視覺下的大範圍的曆史小說，我感覺你就是中國當代的張愛玲。”對他過高的期許，我感到確實受到了很大鼓勵，但也深感還有很大的差距。當時夏教授回贈給我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飲譽四十多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
董鼎山教授見到我驚喜地說：“我原來以為你是台灣人，現在才知道你是大陸作家，還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作家，一個大陸作家，用10年的時間寫出煌煌三卷本，寫出台灣的曆史題材，我確實感到非常驚喜。”
趙浩生教授從《台灣風雲》開始，一直關注“台灣三部曲”的創作，我前兩部長篇小說都經過他的評價和啟發性的指教。這次見麵，趙教授非常全麵地闡述了他對曆史題材的觀點。而且他高興地說，你是用真情在寫作。他們比較讚賞的就是，在創作中，最好的是沒有用概念的方法去寫作，而是用你真正的人情去寫台灣的曆史題材。所以你是在台灣和大陸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你的作品我讀過之後，我感覺讓人哭，讓人笑，讓人愛不釋手。”“這樣的作品，國民黨方麵沒有，共產黨我想起了一位女作家，那就是丁玲。其實女作家更應該有廣博的視野和胸懷。”這三位都是80高齡以上的漢學家，這種鼓勵讓我非常感動，也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這次從美國歸來，感受更多的是繼續去寫作和奮鬥的動力。
十年磨一劍，走進台灣三百年曆史
記者：據我了解，您23歲就開始了“台灣三部曲”的第一部《台灣風雲》的創作，至今整整10年了。這麼厚重的曆史小說的創作是需要勇氣的，以您當時的年齡是怎樣去把握這樣一個深重的題材呢?是什麼力量使你敢於承擔起如此重大的主題？
閻延文：1995年，當我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承接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學史》台港部分的寫作，開始了台灣文化史的研究。逐漸，一種興奮感籠罩了我。海峽兩岸驚人的文化同構性，似乎預示著某種曆史的奇跡。出於心靈的召喚，我開始回溯曆史，梳理有關台灣曆史的縣誌、奏折、家書甚至日方資料，一步步接近那座蒼藍大海中的美麗島嶼，走近那些叱吒風雲的時代與人物。隨著一塊塊曆史碎片的脫落，一個個沉埋在大海深處的台灣故事漸漸浮出水麵：中國人自主投資設計的第一條鐵路，在台灣；“公車上書”第一人，是台灣舉子；甲午戰爭日軍最大的傷亡，不是在大陸戰場，而是在台灣抗日前線……從琅嶠事件、台灣建省、天津條約、興台改革、到馬關奇恥，以及台民“願人人戰死而割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的悲壯畫卷，曆史莊嚴而沉重地向我走來，那樣鮮活，那樣執著，展示出撥人心弦的色彩和撼天動地的悲壯。信仰與理想，道德和良知，崇高與卑鄙，清醒與無奈，激情與失望……透過曆史幽深的隧道，民族命運的悲歌仿佛一塊從天而降的滾石，驟然擊中了我；又仿佛浩蕩的長風，超越了自然的海峽和政治的海峽，使我的思維衝破曆史的墨跡而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