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至隋創立四個大一統王朝的君主：秦始皇、漢高祖、晉武帝、隋文帝，在知名度上，是前二者響亮，然在曆史評價中，當數隋文帝最高。不僅如此，即使在中國曆代開國君主中，隋文帝也可以名列前茅。
隋文帝於曆史是有大功績的，他的大功績不但表現在統一大業上，且表現在統一後對天下的治理。
曆史對隋文帝形象的記錄是，性格莊重嚴肅，不苟言笑，即使至親也從不開玩笑，外表鈍木而內裏明敏，有雄才大略。
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有難能可貴的儉德，這種儉德非但表裏如一，且貫穿始終。他在北周官居高位，私人生活卻非常儉樸，儉樸到幾乎有些寒酸的地步，做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弼大臣，依然如此，並把儉樸倡導為全朝的風氣。他的儉樸，不是自我標榜的偽飾，不是映照鮮卑貴族奢侈的權宜之計，而是貫穿始終的本質，在成為萬乘之尊後，更是予以發揚光火。
隋文帝以“成由儉、敗由奢”為座右銘，曾對楊勇說：“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興，曆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
隋文帝的內宮，可能是曆朝最簡陋的內宮，後妃宮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嚴格的供應製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損，加以補綴再用。他本人的飲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除了必須的宴會，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寢官，全是布幔布帳。他擯棄金玉，擯棄錦繡，擯棄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盧通進獻斑斕的綢綾，他下令當殿焚毀，以此阻絕各等官員各種名目的進獻。《隋書·文帝紀》說：“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在隋文帝君臨天下的時代，上自大臣貴族，下至富商大賈，穿的不過是布帛，裝飾的不過是銅鐵骨角，儉樸蔚然成風。
以儉樸為立國之道，在於隋文帝深刻體察到，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是農業，而農業每年的產值是有限的，要讓農民安居樂業（農民安居樂業，才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惟有將對農民的剝奪壓到最低限度。儉樸的風氣，可減少用度，縮小無謂的消費，使有限的農業產出，維持社會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眾才是國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當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將五千頭官牛分賜給貧苦的農民，後來又多次推出降低稅役、輕徭薄賦、寬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為本，與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國後與統一後，迅速受到了民眾的擁戴。
人是複雜的，是多麵的，儉樸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傾向，隻是被他深深地壓抑著。北周首都設在長安（今陝西西安），由於長期的戰爭，都城已凋敝不堪，出於新朝萬物更新的感覺，隋文帝決定在長安另外擇地營築新都，名為大興城。營築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錢財，但為了帝國的形象，無可厚非。在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陝西風翔）造仁壽官。仁壽官的工程由楊素負責。楊素為討得隋文帝的歡心，大發役夫，削山填穀。勞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萬餘人死於非命，工地上一片慘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後，很是不悅。然當他遊覽新宮時，卻為豪華氣象笑逐顏開，直誇楊素是忠臣。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興土木，從京城到仁壽宮之間，連置十二行官，所耗費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儉樸是難的，難在要克服追求享樂的欲望，努力克製這種欲望的隋文帝稍一鬆懈，便為佞臣所誤，違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遺餘力地勤政，是隋文帝為君的特色。他每日堅持上朝，聽取各級的奏報，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減地端坐著。有暇時，乘輿四出訪問，途中遇見上表者，便停下來，親自仔細詢問，極有耐心。另外還派遣行人（特別的使者），去各地采聽風俗。由此，官場的得失，民間的疾苦，帝國的現狀，盡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為明君。
出自真心地親民，是隋文帝另一個為君的特色。關中鬧饑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飲食情況，有人帶來百姓所吃的豆屑雜糠，他涕淚俱下，遍示群臣，沉痛地自我咎責，為懲罰自己，他撤去禦膳，不近酒肉達一月。到泰山封禪，道中遇大量關中饑民往洛陽就食，車隊行進困難，他關照警衛部隊不得驅逐，從而出現了這樣的奇觀，饑民與禦仗混同而行。他騎著馬，見有扶老攜幼者，或引馬讓路，或為之安慰。經艱險之地，令左右幫扶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