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國政治道統，曆來分兩大體係：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對待政治道統的態度，是兼容並蓄，他強調以儒家提倡的德來治國，不僅身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眾均得培養謙讓節儉的美德；然與此同時，他卻厭惡儒家的詩書，廢除學校，實行愚民政治。
他相當偏愛法家法、術、勢三位一體的理論，以勢立自己的權威，以術駕馭群臣，以法對違法現象矯枉過正。從而，他是喜怒無常的、隨心所欲的、變幻莫測的，以此不讓朝臣熟悉他、窺破他。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處打探，官員即使犯有小過失，他也必不輕饒，量以重罪。為考察官吏是否貪汙受賄，他暗地派人送去錢帛，一旦有受者，即處以死刑。他常當殿杖責他所不滿之人，有時一日竟達四次之多，怒氣特盛時，便不顧青紅皂白地推出斬首。他明令：盜軍糧一升以上者，處死，家屬沒官；盜一錢以上者，處死，知情不報者連坐，同樣處死。武庫髒亂，他親自臨決，將有關人員處死數十人。
隋文帝用嚴刑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官場發生腐敗，防止官吏不盡職守，防止犯罪現象在民間蔓延。然他棄法律而不顧，僅憑自己的好惡主觀來草菅人命，從而製造了恐怖氣氛。
用刑過濫，不遵法律準繩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導致二世而亡的教訓，他濫用刑法為隋煬帝的胡作非為提供了基礎。隋朝的再次二世而亡，隋文帝不能逃脫其咎。
《隋書·文帝紀》的末後有這樣一段話，說隋文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與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樣，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們奪人政權，待自己獲得政權，又怕他人仿效他們。故而，對追隨他們謀取天下的功臣與將領，始終放心不下，一有風吹草動，不管是否事出有因，還是空穴來風，或解除他們的權位，或將他們打人囹圄，或把他們置於死地，情願錯置錯關錯殺，而決不姑息。
隋文帝隻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的行為，使許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權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後缺乏一種製約隋煬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後來的朱元璋一樣，為兒子拔去了他認為的權杖，卜所謂的棘刺。但他自以為是的做法，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南轅北轍，使隋朝成了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國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製度父子相傳，因而，一個君主是否能選擇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證基業綿延長久的關鍵。隋文帝在這方麵，鑄下了不可彌補的大錯，強行拋棄嫡長製的傳統繼承製，舍棄生性較為仁厚、不會作假的長子楊勇，而被巧言令色、善於偽裝自己的次子楊廣所迷惑，立了後者為太子，結果，社稷的繼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對隋文帝做出整體評價的，根據《舊唐書·太宗紀》的記載，是在唐貞觀初期。當時麵對唐太宗的詢問：“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齡、蕭璃的回答是：“克己複禮，勤勞思政，每二坐朝，或至日仄。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
瑕不掩瑜，總而言之，隋文帝還是功大於過。
隋文帝駕崩於仁壽四年（公元604年）。有關他的死，許多人認為是楊廣的謀弑，並舉出了事實加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