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文獻多是在遊曆過程中記錄下來，並非出於研究目的，大部分語焉不詳、不求甚解，更不用說科學的考古研究了。此種情況持續至20世紀30年代。
第二階段，20世紀30年代至葛洲壩水利工程建設之前（20世紀70年代以前），漢晉墓葬考古初步發展。
1887年巴伯氏在重慶發現空石棺一具，並在旁邊得石器一件，因而推斷為石器時代，其年代顯然有誤，鄭德坤先生認為是“漢墓之發現石器”。峽江地區科學的漢墓研究始於1932年，美國人羅岑斯頓氏（Loransten）在萬縣建築房舍時發現一座漢墓，後將墓磚捐贈於華西大學博物館。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學者遷居重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峽江地區墓葬考古學的發展，重慶及其附近地區發現了許多漢墓。重慶曾家岩求精中學、國立中學農學院、江北培善橋、沙坪壩等地發現多座漢墓，此時發現的漢墓時代多為東漢，墓葬形製有磚室墓、崖墓。鄭德坤、葛維漢、衛聚賢、郭沫若、常任俠等學者對這些墓葬的時代、形製等方麵進行了初步研究。峽江地區漢晉墓葬考古迎來了第一個小高潮。
新中國成立後，重慶地區為配合基建發現了許多漢墓。50年代為配合三峽工程的規劃曾經對峽江地區進行過調查，也發現了一些漢晉時期的墓葬。60年代未見相關的資料。
自30年代初，峽江地區不斷有零星的漢晉墓葬發現，但是相對於其他地區來講，墓葬資料較少，影響不大，且多限於重慶市區附近，重慶以東少有發現。墓葬多為漢代，三國兩晉的墓葬幾乎未見。
但是畢竟科學的墓葬考古工作開始了，並獲得初步的發展。
第三階段，葛洲壩水利工程建設時期（20世紀70年代－90年代初）。
葛洲壩水利工程始於1970年，1988年竣工，為了配合水庫的建設，此間調查和發掘了一批漢晉時代的墓葬。此時期的發現仍以漢墓為主，但三國兩晉時期的墓葬材料逐漸增多。主要的墓葬有冬筍壩漢墓，宜昌前、後坪漢墓，重慶臨江支路西漢墓，巴東東瀼口東漢、六朝墓，涪陵三堆子東漢墓，涪陵東漢崖墓，重慶市水泥廠崖墓，忠縣塗井崖墓，秭歸卜莊河漢墓，宜昌、巴東也發現有幾座魏晉墓葬，此階段的墓葬材料後被收入《葛洲壩工程文物考古成果彙編》、《三峽考古之發現》，其中以宜昌前、後坪和忠縣塗井蜀漢崖墓最為重要，下麵予以簡要介紹。
為了配合葛洲壩水利工程，宜昌市博物館等單位在前、後坪進行了多次發掘，發現100多座戰國、秦漢時期墓葬，其中大部分為漢墓，墓葬形製有土（岩）坑墓和磚室墓兩類，出土了大量的器物，以陶器居多，陶器組合以鼎、盒、壺、倉、灶、井模型器為主，另外還有銅、金、銀等器。其遺存受秦、楚文化影響為主。
1981年四川省文管會在忠縣塗井清理了15座崖墓，墓葬形製有單室、雙室、多室三類，出土了大量的器物。陶器有罐、釜、甑、壺、缽、盆、碗、燈、灶、井、水塘、房、動物及俑等，瓷器有碗、碟、盤口壺、四耳罐、唾壺、水盂、洗、壇等，銅器有釜、甑、壺、缽、盤、洗、搖錢樹等，另有少量的鐵、銀、骨、琉璃器。其中的搖錢樹、白毫相俑、銅佛像、陶房模型、胡人俑等備受關注。盡管四川發現大量漢墓，但可以判定為蜀漢、兩晉的並不多，這批崖墓資料對於魏晉墓葬考古以及研究漢墓向晉墓的演變都有重要的意義。
此階段的考古發掘主要是配合葛洲壩水利工程，葛洲壩庫區分布於鄂西沿江地區，所以此時峽江東部發現的墓葬較多，峽江西部的發掘仍主要是配合城市基建，墓葬發現相對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