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峽區商潮。
戰國秦漢是商業大發展時期，在我國古代商業發展史上堪稱一個黃金階段。《史記·貨殖列傳》引用諺語“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明了漢代人求富趨利的普遍心理，《漢書·貨殖列傳》引用諺語。“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更直接地說明了商業是漢世致富的一條捷徑。巴蜀地區特別是蜀地，秦漢以來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全國發達的經濟區域，發達的經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漢代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區的商業中心。左思《蜀都賦》對成都繁華的商業進行了描繪。
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粧。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麵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
成都商業發達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物產豐富，經濟發達，促進了貿易交換；二是中原政權對巴蜀地區的商業實行相對寬鬆的政策；三是蜀商的獨特作用。西漢成都多大商人，《史記·貨殖列傳》共記載了12位貨殖高手，前兩位均為蜀商，“秦破趙，遷卓氏……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至成、哀間，程、卓既衰，“成都羅裒訾至巨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整個西漢，蜀商不絕於史書。蜀商的興起和其個人的能力也有很大關係，蜀商遍布全國各地。《史記·西南夷列傳》。
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裏，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此則材料至少說明四個問題，一是蜀商善於開辟新的途徑，二是蜀商足跡已至廣州，三是長安有大批蜀商，所以唐蒙回長安後很容易就找到蜀商並打聽到去廣州的途徑，四是蜀商經常冒險“竊出”走私商品，司馬遷甚至把巴蜀殷富的原因歸為其“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各地出土的蜀物也能證明蜀商的活動範圍相當大，平壤附近出土的蜀郡和廣漢郡的漆器，徐州漢墓出土的蜀郡鋼劍，敦煌、居延出土的漢簡記載了蜀物，等等。蜀商還把商業擴展至域外，《史記·大宛列傳》。“（張騫）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總之，蜀商推動了巴蜀地區商業經濟的繁榮，在四川商業貿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已經有學者注意到這個集團的作用。
峽江地區處於四川盆地東向的最重要的交通孔道，發達的蜀地商業必然對峽江地區交通運輸、商貿有重要影響。精明的蜀商定會充分利用峽江水運通道，將巴蜀地區產品通過峽江運往其他地區，或者將其他地區產品運進四川盆地、西南地區。杜甫“蜀麻吳鹽自古通，萬解之舟行若風”之詩句形象的表達出這種商業現象。其中一部分商品流散到峽江地區，促進了峽江地區物質麵貌的複雜化。
在成都平原商業貿易的帶動下，峽江地區憑借鹽業資源、交通優勢進一步促進本地的商業繁榮。
峽江地區多山，農業始終未發展起來，直到秦漢時期，漁獵還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正由於農業經濟的不發達，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在此處很難推行，減少了商業發展的桎梏，峽江居民充分利用交通資源發展商業，形成了經商傳統。漢晉時期關於峽江地區商業資料比較少，至唐宋時期此地商業貿易非常發達，峽江商船來往不斷，大批商人彙聚三峽，經商風氣濃厚，杜甫對這種風氣進行了生動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