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人物傳記。《左傳》不但善寫戰爭，更善於人物刻畫，一個流亡逃難的貴族公子，經過種種磨難，成長為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文章將其發展過程寫得繪聲繪色、逼真如見，堪稱《左傳》人物形象塑造的又一典範。
典範取舍，是這篇文章人物刻畫成功的特色之一。公子重耳19年流亡生涯，曆經了8個國家，磨難重重，但文章隻於一個國家取一件事，每一件事代表著公子性格磨礪的一個裏程碑。如發難奔狄，狄地別妻，衛公不禮，是重耳性格磨難的第一階段，尚處於胸無大誌、悲觀貪逸的狀況。至齊國醉遣，曹共之辱，鄭國冷遇則其歸國洗辱的大誌漸成。到了不安贈馬，懷贏不卑，與楚周旋，秦宴誓拜時，今日之重耳，已非昔日之重耳矣！尤其黃河邊投璧立誓，一個壯誌歸國、一展宏圖的國君形象已經儼然在目。
血肉有情，是本文人物形象塑造的又一特色。重耳流亡19年，這期間交織著朝夕相處的夫妻愛情、患難與共的臣仆忠情、危難相助的國際恩情、歸國雪恥的壯誌仇情……本文的人物刻畫正是在這些情的矛盾中展示的，所以背景廣闊，內心世界揭示的也深刻豐滿。
眾星拱月的技巧，展示了《左傳》人物形象的交輝相映。文中主角為重耳一人，但卻以眾多的人物，從多層次、多角度的烘托，正反兩麵的映襯，而使一個原本並非鶴立雞群的人物凸現而出，如狄妻的忠貞、薑氏的義別、老舅之深謀、子推割肉、狐偃跪辭……皆相映成趣，縱多不膩。
全文繁簡別致，跌宕有度，是《左傳》人物傳記的楷模。
晉楚城濮之戰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嚐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誌》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誌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複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複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複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鬥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餘，餘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餘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餘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民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賞析】
城濮之戰是春秋時代晉國和楚國爭奪霸權的一場關鍵之戰，以晉國取勝而告終，眾多的諸候國都卷入了這場兩強相爭。
這種亂哄哄你方鬥罷我登台的局麵，不禁使人想到，盡管大家都在表麵上推崇周天子，實際上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打著天子的旗號，拚命擴展自己的實力，撈取自己的好處。王權早已衰敗到徒有虛名，誰願意就可以用來謀私利。因此，權威和偶像已經坍塌了。
同時，神的權威和祖先的權威也坍塌了。在一場決定命運的大戰之前，人們不再祭祝神靈和祖先，所謂的“夢”，不過是一種虛偽的附會而已，恐怕連做“夢”的人也沒有把他們的“夢”當回事，隻把自己的成敗得失當回事。
莫非這種狀況真像古人說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合，必須要有一個中心，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凝聚力，它以強大的力量把四方八麵、形形色色的人等團結在一起，擰成一股繩。這種凝聚力不應當隻是精神上的，還應當有實力的威懾。單純精神的力量——神靈，祖先，天子等等，在現實中不足以同利益、私欲想抗衡，信念和現實利益衝突總是不可避免的。隻有精神力量加上製約和懲罰的措施、手段，以及實力的威懾，才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中心。
分，當中心的凝聚力衰退，中心之外的實力逐漸強大起來之時，中心便會瓦解，或者有名無實，形成群龍無首的局麵，諸侯割據，軍閥混戰，便是中心崩潰分化的結果。
分裂時間久了，強者在不斷蠶食弱者中日益強大，弱者一個接一個被蠶食和吞並，然後再憑實力統一起來。可以設想，僅僅憑實力建立霸權的確可以成功，事實上也有過例證，比如秦始皇，但是這樣做很難持久，很難形成真正穩固的凝聚力。
權威不可能沒有，但不應當是形同虛設的。晉文公重耳，可以稱雄一時，最終未能一統天下，這本身也表明他還不具有真正的權威。不過，他在一定範圍內的成功，還是表明他不愧為一代豪傑，他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年輕時的流亡生活的磨煉，為晉文公重耳的稱雄作了遠鋪墊。城濮之戰的獲勝，與重耳嚴政教民，君臣上下團結一心，運用外交手段拉攏盟國，在戰場上講究戰術和謀略等做法有直接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見出，戰爭到了春秋時代已經變成了一門複雜的藝術，遠古時代的打仗辦法已經大大地落後了。戰爭的環節更多，涉及的方麵更廣，對智慧的要求更高，矛盾鬥爭更加錯綜複雜。有勇有謀已不足以取勝，還要善於搞外交，搞“統一戰線”，還要善於籠絡民心，保證“後院”不會起火，還要善於把各種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條件。總而言之，仗是越打越精了。
在這種情況下，做一個統治者的確不那麼容易。對他的要求，幾乎是對一個全才的要求：他必須是個出色的政治家，同時也是優秀的外交家、軍事家、鼓動家、謀略家，要懂得天文地理，也要懂得處世為人，禮儀製度，要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來應付各種繁雜的事情。這種統治者離孔子所理想的統治者相去實在太遠，在這時講“克己複禮”，是多麼不合時宜！
《國語》
《國語》是彙集西周至春秋時代各國史料的一部著作。
從編寫體例看，《國語》不同於《左傳》的編年體，而首創分國體；不像《左傳》那樣以記事為主，有完整的係統性、連貫性，而是以記言為主，記事僅有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故事，彼此並無密切的聯係。今本《國語》二十一卷，分記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跡，其中《周語》曆時最長，記事時斷時續，多數是記言論政之文。
從語言風格和文字特點看，《左傳》全書一致，上下貫通，自成體係。《國語》各卷，風格不同。周、齊、鄭之語，理論性強，頗類戰國子書。《魯語》接近後來的《禮記·檀弓》。楚、吳、越之語，講究修辭，富於氣勢，近乎《戰國策》。這表明，《國語》素材來源不同，寫作時間不一，編者尚未作統一的加工。如果把《左傳》與《國語》相同的篇章加以比較，不難看出《左傳》在《國語》基礎上進行提煉修改的痕跡。
從思想體係看，《國語》雖有不少地方符合儒家觀念，但同時也有不少近似其他各家的思想。
《國語》的敘事雖然質樸、平淡，少波瀾起伏，然卻言之鑿鑿，針對性強。尤其愛憎分明，敢於揭露現實，反映了這部書有較強的政治傾向性。所以有“尚實錄，富褒貶”之譽。如《召公諫厲王止謗》，就敢於抨擊“厲王虐，國人謗王”，提出“民不堪命矣”，以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尖銳政治論斷，反映了當時新興的民本思想。
《國語》敘事以晉史為主要，所占篇幅尤多，敘事也是最為精彩。反映了那個時代宮廷內部君王與太子之間，寵妃、外戚與君臣之間的尖銳矛盾。如《憮俗使驪姬讒申生》描述了口蜜腹劍的驪姬，在晉獻公枕邊，以反話正說的手段讒害太子申生。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利眾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寫得欲擒故縱、曲盡其意。《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敘述了這心毒手狠的女人，怎樣在太子給父王的祭肉中下了毒，又去太子申生麵前邊哭邊脅迫太子自殺，曰：“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公子重耳出亡》敘述了公子重耳、夷吾皆在驪姬的淫威下被迫出奔的曆史事實，記敘傳奇、生動，比其他篇章質樸、嚴謹，更富文學味。
吳、越兩國的爭霸戰史在《國語》中的記敘是最壯闊、最有渲染力的篇幅。如著名的《勾踐滅吳》，波瀾起伏、文勢跌宕，尤其突出和談、進諫及十年艱苦備戰而沒有著重描寫戰爭，凸現了《國語》敘事政治性更濃的特色。再如《申胥諫訴越成》重染伍子胥的進諫，提出越王勾踐所以能滅吳雪恥，是因為聽取了文種的意見：“大夫文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誌”；而吳王的亡國，又是因為拒納伍子胥的進諫，反映了國家的存亡與君王能否重用賢臣、聽取正確意見有很大關係。這些重大原則問題在《國語》中通過質樸的敘事反映得淋漓盡致，而甚於《左傳》。
《國語》以記言為主體的散文。藝術質樸而意深，在散文創作藝術上頗有借鑒價值。
與《左傳》長於記事不同，《國語》是一部注重記言的著作，有“文勝而言龐”之評，所以語言藝術是《國語》的主要文學成就。《國語》善於通過記言來敘事和人物刻畫，所以其語言的形式豐富多彩，主要包括諫詞、議論說詞及駁難詞等，並以對話形式來體現。
《國語》對話藝術以《晉語》、《吳語》及《越語》最為精彩。其中，《晉語》的《召公諫曆王止謗》是以召公與厲王的對話揭示對人民的意見不能堵其口，隻能疏通的道理。那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著名論斷就是通過召公的諫言表達的。《國語》的對話突出諫言，其他對話僅數筆掠過，足見諫言藝術在《國語》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