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作為未來霸主的齊桓公對於鮑叔牙從上述五個方麵來力薦管仲，還是有吸引力的。但齊桓公要接受管仲還得克服一大心理障礙，那就是一箭之仇。“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也就是說管仲差一點要他送命，這是桓公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 鮑叔牙並沒因桓公的不高興而中止對管仲的推薦，仍據理力爭，說管仲當時是“為其君動也”，他用箭射您，正表明他對公子糾的忠心。同樣，“君若宥而反之”，管仲也一定會忠心耿耿為您所用。 鮑叔牙深知齊桓公急於成就霸業，急需網羅能輔佐霸業的人才，因此抓住齊桓公這主要的心理特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說服齊桓公克服“一箭之仇”的心理障礙，同意起用管仲。由於前麵文章做了大量鋪墊，所以這裏僅用“若何”，一筆帶過。而鮑叔牙也隻用“請諸魯”三個字作答。簡潔的對話，一方麵說明桓公與鮑叔牙已經達成共識；另一方麵也說明事不宜遲，果斷利索才能促成大事。
第一部分的最後一層意思是如何才能從魯國請回管仲。桓公深知魯國君臣並不全是庸碌之輩，像謀臣施伯一定知道管仲回齊國的後果是什麼。因此，齊桓公預計施伯會出來阻攔管仲返齊的。胸有成竹的鮑叔早已巧計在手，從容回答說：“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也是在一箭之仇上做文章，說得頭頭是道。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按鮑叔牙巧計接回管仲。果然不出桓公所料，魯國謀臣施伯一眼看穿了齊國的意圖，他對魯莊公說，齊國要求將管仲送還，並不是要殺他，而是要用他。管仲是“天下之才”，如齊桓公將管仲接回去，並讓他管理朝政，“則必得誌於天下”。這對作為鄰國的魯國是十分不利而危險的。聽了施伯一番分析，魯莊公隻有說“若何？”同樣是“若何”兩個字，魯莊公說的和齊桓公所說，效果正好相反，顯示了魯莊公的無能。還是施伯替他想個辦法：“殺而以其屍授之”。然而，在齊使的威逼下，魯莊公哪裏敢殺管仲，隻得“使束縛以予齊使”。
最後，管仲回到齊國，受到齊桓公熱列隆重的歡迎。這裏，不僅能看出齊桓公的豁達大度，也說明他求賢心切。齊桓公日後能成為春秋頭號霸主，與他這些性格特征是分不開的。
鮑叔薦管仲，桓公求管仲。一則以“薦”，一則以“求”，兩相配合，終於成功。齊國霸業，從此起步。
《戰國策》
《戰國策》體例與《國語》大致相近，基本上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所涉史實，上自三家分智氏，下至秦滅六國，凡二百四十餘年。但全書並無貫穿始終的完整線索，多數年代模糊，人物事跡往往前後抵牾，少數篇章殘缺不全，屬於資料彙編性質。
關於《戰國策》的作者，曆代都有猜測和爭論。
《戰國策》主要反映縱橫家的思想。所謂“縱橫家”，成分比較複雜。其中不少是有才能、有見識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知識淵博，十分注意了解和分析研究當時各國形勢及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然後根據不同情況和特點，提出不同對策。他們像高明的棋師，善於利用矛盾，趨利避害，變被動為主動，有的能從長遠和大局出發，用三寸不爛之舌製止諸侯之間的不義之戰，客觀上反映了人民群眾反對戰亂、渴望和平的願望。像《齊策五》“蘇子說齊閔王”，就明確提出不要主動挑起戰爭，戰爭乃是一場大災難。對於秦國的武力征服天下，破城略地、屠殺無辜的行為，《戰國策》表示強烈譴責。對六國中不畏強暴的英雄予以熱情讚揚。對宣揚苟安投降，割地媚敵的錯誤意見，提出尖銳批評。這種思想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大多數群眾的愛憎。
由春秋到戰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時期，周天子的權威和禮的約束力都已蕩然無存，產生於這種背景下的《戰國策》一書，生動反映了曆史的巨變，表現了那些“遊說權謀之徒”的思想特點。
首先是重士的思想。隨著宗法關係的瓦解，新興的士階層日益崛起，逐漸成為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統治者之間爭權奪地的激烈角逐中，士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戰國策》以大量事實展示了士的重要作用，說明貴士、用士的巨大效果。如《燕策一》記燕昭王為向齊國報仇，師事郭隗，招誘天下之士，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國終於強大起來，聯合五國以伐齊。
其次是崇實尚利的觀念。戰國之時，傳統倫理觀念受到新興社會意識的尖銳挑戰，人們撕去了籠罩在國家與人際關係方麵的禮的麵紗，而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崇實尚利的價值觀盛行於一時。在《戰國策》中，人們可以看到，名利思想正在侵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原動力。楚攻韓，韓派尚靳求救於秦，秦宣太後開口便先談利，說：“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利焉？”呂不韋見到在趙為質的秦公子異人，回家便問其父：“耕田之利幾倍？”“珠玉之贏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然後資助異人以投機。孟嚐君被齊王放逐，門客離他而去，譚石子勸他說：“事之必至者，四野；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公然為唯利是圖的市儈行為辯護。書中有不少縱橫家的代表人物為獲取富貴利祿而不擇手段，頑強進取，甚至置傳統道德信念於不顧。如蘇秦認為：“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蘇代也宣稱，孝、信、廉等道德標準不足取，認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作者對此津津樂道，大力宣揚，特別讚賞那種忍辱發奮以成就功名的思想和行為。例如蘇秦在困境中發奮攻讀，終於身至卿相，作者對他極力頌揚。
在這種政治思想指導下，謀臣策士們不再談論“敬天保民”和道德信義，而是崇奉審時度勢，運用詐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謀略、外交與遊說的作用被抬到無以複加的地位。而他們的計謀又多半與爾虞我詐，傾軋陷害緊密相連。如齊助楚攻秦，秦欲伐齊，先派張儀赴楚，拆散齊、楚聯盟，許之以商於之地六百裏；楚王絕齊，秦又暗中與齊聯合，而不予楚商於之地；楚王大怒，舉兵伐秦，秦、齊、韓三國共供之，大敗楚軍。象這類隻求一時效果，不講信義的詐謀權術，被作者極力推崇。
《戰國策》赤裸裸地宣揚為個人名勢而奮鬥，提倡不顧道德信義的短期行為，隻講權，不講經，帶有嚴重的局限性。除了這些縱橫家的思想主張，書中也反映了一些有時代特色的進步觀點。有的作品讚揚了以道義自持之士，如《趙策三》記秦圍趙邯鄲，魏王畏懼秦國，派辛垣衍勸趙國尊秦為帝，身為齊人的魯仲連堅決反對這種投降行為，他向辛垣衍表示：
彼秦者，棄禮義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仲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為之民也。
當趙國解脫危難，平原君酬謝魯仲連時，他又表示：
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既有所取，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
這種不畏強暴，見義勇為的思想品質，與那些唯利是圖之士截然不同。又如《齊策四》記趙威後問齊使，先問歲與民，而後問王，反映了鮮明的民本思想；《趙策二》記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對其勇於革新的精神大加肯定；《趙策四》記觸龍說趙太後，批評統治者的子孫“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這些思想在當時都有積極意義。此外，儒、道、法等各家學派的思想在書中都有體現，這也反映了當時思想活躍，百家並存的時代特點。
《戰國策》的寓言故事
《戰國策》的寓言故事豐富多彩，大致可以分為動物寓言、社會寓言和曆史寓言三大類。
《戰國策》的動物寓言，主要通過擬人化的方法，把動物的獸性特征和某些人的社會意識有機結合起來，含蓄地體現某種政見和哲理，自然貼切而又意味深長。例如“鷸蚌相持”：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並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鷸和蚌互相抓住對方的弱點，死死咬住不放，都隻看到自己有利一麵，而不顧後果。通過這樣的想象，人們可以從一般動物爭鬥中得到可供人類社會借鑒的經驗教訓。再如“狐假虎威”，狡猾的狐狸借助老虎的淫威，嚇得山中百獸望風而逃，競使得老虎誤以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長百獸”而不敢吃它。《戰國策》用來說明諸侯之所以害怕楚將昭奚恤，是因為他背後有楚王的強大力量。到了後世，引申而為成語，諷刺豪奴悍婢依仗主子勢力欺淩百姓的惡霸行為。
還有些寓言，雖然不是動物，但也運用了擬人手法。如“土偶與桃偶”，作者抓住土偶遇水雖然分解終究複歸本土，桃偶遇水則漂浮四方不知所歸的特點，說明一個人（尤其是統治者）在政治上不能離開根本之地，否則流浪異國將無所依托，意味深長，可能是當時的民間傳說。
社會寓言是把社會上某一類型人物的愚蠢可笑或異乎尋常的行為用漫畫化手法加以誇張，異常荒謬，使之更集中更突出更具有典型性，從而寄寓深刻的教育意義。故事主角無姓名，隻是“某人”、“有人”或“宋人”、“楚人”；也未必實有其事，但生活中的確存在類似現象。它包含的譏諷作用與笑話同，但它影射比喻較為普遍的社會問題，故又別於一般生活趣談和淺薄笑料。更高級的社會寓言，除體現作者當時所要說明的事理外，往往還具備一定哲學意味。
如《齊策二》“畫蛇添足”：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寓言的本旨是陳軫勸說楚將昭陽，位高爵重，無以複加，必須知足，不然會有爵奪身亡的危險。然而其客觀意義更為普遍。它諷刺了那種不顧客觀實際而做出多餘舉動的蠢人，提示人們，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都有具體的規定性，不能隨意超越，不然就可能弄巧成拙。
又如“南轅北轍”：
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麵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麵？”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禦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
故事本意是反對魏王以武力征服天下，讀者卻可以從中體會到，做任何事情必須有正確的方向，否則主觀努力愈大，距離所要達到的目的愈遠。
再如《宋衛策》所記新婦進門出醜的故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禦者曰：“借之。”新婦謂仆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灶，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之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也。
嘲笑對象是個快嘴新媳婦，但人們卻可以從中得到說話做事必須選擇適當時機的啟示，哲理意味同樣是濃鬱的。
利用某些真實曆史人物的言行，附會以虛構的情節，從而寄寓更深刻道理的故事叫做曆史寓言。它不同於確鑿可靠的信史，因為某些情節可能是後人捏合改造的，顯然靠不祝但又不同於一般民間傳說，其重點不在故事本身，而是作者所要進一步闡明的某種見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其作用不在於尋找論證的曆史根據，而是充當說理的形象比喻。例如《秦策二》的“曾參殺人”，作者編造這個故事，目的並非替曾參辯誣，而是要說明，流言可畏，眾口鑠金，提醒人們特別是統治者對輿論不可輕信。再如《燕策二》的“伯樂一顧而馬價十倍”，伯樂是出名的相馬專家，引起他注意的馬一定是好馬。故事說伯樂接受賣馬者的賄賂而故意回顧以提高馬價，很可能並不符合伯樂的真實個性。但作者的用意並非批評伯樂或揭露賣馬者，而在於說明有了名人推薦，庸才也會身價倍增。當然，讀者也可以從中吸取不要崇拜虛名，不能認人不認貨的教訓。《楚策四》的“驚弓之鳥”，目的不是讚揚神箭手更贏的絕技，而是以負了重傷的鳥不能再受驚嚇，比喻心有餘悸的失敗者不堪委以重任。《西周策》記名將養由基百發百中，人皆稱善，一過路人隻說“可教射”。養由基不高興，求他教射。那人說，我不能教你如何射箭，但是知道如果不停地射，不知休息，一會兒筋疲力盡，一發不中，就前功盡棄了。主旨是告訴人們做事要留有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