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一首詩雖重點隻換了“月”、“秋”、“歲”三個字，但正是這三個字的更換，體現了相思的遞進，相見的迫切。《鄭風·將仲子》第一章說：“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第二章說：“仲可懷也，兄弟之言，亦可畏也。”第三章說：“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這幾個字的更換表現了自由戀愛的阻力不斷增大，既來自父母，也來自兄弟，又來自社會，進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內涵。
參差不齊的雜言體在《詩經》中也有一定數目。其句型的搭配靈活機動。《鄭風·緇衣》雜用一言、五言、六言句：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王風·君子陽陽》雜用三言、四言、五言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隻且。
《周頌·小毖》雜用七言、四言、五言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邶風·式微》雜用三言、四言、五言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有的雜言體在參差中求整飭，常常連續使用某一句型。《召南·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其中，四句五言，劉勰說是半章五言體（《文心雕龍·明詩》）。《召南·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差不多可以看做一首三言體的詩。
《詩經》的押韻，不拘一格。《鄭風·清人》是句句押韻，一韻到底：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逍遙。
《邶風·靜女》的第二章是句句押韻，中間換韻，前二句押一韻，後二句又押一韻：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周南·關雎》是隔句押韻，逢雙押韻，首句也押韻：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大雅·大明》是隔句押韻，逢雙押韻，首句不押韻：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周南·芣苢》則押句中韻，韻腳都在“之”字之前：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衛風·河廣》又合押句中、句尾韻，“廣”、“遠”在句尾，“杭”、“望”在句中：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此外，還有奇句與奇句、偶句與偶句相押等方式，但主要是三種方式：一是首句入韻的隔句韻，一是首句不入韻的隔句韻，一是句句用韻。後代詩歌的押韻也大率如此。
前人用賦、比、興概括了《詩經》表現手法的主要特征。這三個概念，大體上說來是清楚的，但用於解釋一些具體文例，或要劃定其意義上的範圍，則從古到今，眾說紛紜，一直爭論不休。
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言其追求之不可驟得。《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兩句八字，寫出閨中少婦懶於梳妝的情態，從人物外部表現上顯示了對出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衛風·碩人》寫莊薑的美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天牛的幼蟲，細長乳白，形容其頸之展脫而白），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為有前後的一係列比喻，所以末尾的點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躍然紙上。
比喻還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為比喻都是取整體上差異較大，而某一方麵有共同性的事物來相比，因之所選喻體與本體相同之那一點往往就相當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誇張的性質。如《碩鼠》，就其外形、生物的類別及其發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體與喻體的差別是相當之大的，但是，在不勞而獲，白吃飯這一點來說，卻完全一致。故這個比喻實際上是一種誇張的表現。
又由於喻體在人們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獲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蘊，在某種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故根據與不同喻體的聯係，可以表現不同的感情。如《碩鼠》、《相鼠》等。《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再如《衛風·新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燕婉言其美好，指英俊少年而言。但結果所得卻為“戚施”，即駝背。《詩經》中用比的地方很多，運用亦很靈活、廣泛。如《豳風·東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前者用以比喻形體，後者用以喻感情之變化。
《詩經》中的比有兩點應特別加以注意：一為象征。手法上比較含蓄，但往往從多方麵進行比喻，即用“叢喻”之法，有時同於今日的“指桑罵槐”的。如《小雅·大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鬥，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鬥，西柄之揭。”前半通過一係列的比喻說明東方諸侯國之百姓對西周王朝竊據高位、不恤百姓的憤怒（皆有名無實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鬥之向北開口挹取，指出西人對東人的剝削。此實際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種為同時運用通感的修辭手法。也就是說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聽、說、觸方麵的界限。
如果從文學發源的整個過程來說，興是早期詩歌的特征，而如果從詩歌作者的層次來說，它是民歌的特征；如從創作方式來說，它是口頭文學的特征。采用興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國風》之中。漢代以後，雖《詩經》被視為經典，比興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詩經·國風》一樣單純起韻的興詞並不見於文人的創作；而從引發情感的事物寫起的那一種興，則同比和賦的手法很接近。然而，借某事某物單純起韻的手法在現在民歌中仍被廣泛運用。
興、比以外的其它一切表現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賦”的範圍之內。作為一種寫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廣泛。就《詩經》言之，它包括敘述、形容、聯想、懸想、對話、心理刻畫等。《七月》、《生民》全詩都用賦法。然而無論對於棄兒情節的敘述，還是對於祭祀場麵的描寫，都極為生動。《東山》、《采薇》二首，除《東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賦法。但這兩首詩寫行役征人之心緒，真可謂淋漓盡致。“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最上乘的寫景詩。
所以說，《詩經》的賦法不隻是指敘述，不隻是所謂“直陳其事”，在抒情寫景方麵，也達到很高超的地步。
賦法，在《詩經》中也常體現於一些簡單的敘事。如《邶風·靜女》寫了一個女子約他的男朋友晚間在城隅相會，但男青年按時到了約會地點，卻不見這位姑娘，等之不來，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過了一會，姑娘忽然從暗中跑出來，使小夥子異常高興。詩中所寫姑娘藏起來的那點細節，可以理解為開玩笑，也可以理解為對小夥子愛的程度的測試，但總之是充滿了生活的情趣，表現了高尚純潔的愛情。後麵贈彤管的細節也一樣。其中既無比，也無興，卻十分生動。
《詩經》中有些純用賦法的詩中，也創作出了很深遠的意境。《黍離》、《君子於役》、《蒹葭》全用賦法，既無興詞，也無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濃、意境之深遠、情調之感人，後來之詩，少有其比。詩人寫景不是專門描摹之，從抒情中帶出；而情又寓於景。這樣的“賦”，並不比生硬的比喻差。
《詩經》的文學思想
《詩經》作為我國文學史上自覺的韻文創作模式，對後世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詩體方麵。風是各地的民歌，雅是朝廷較古老的雅樂歌，小雅一部分接近風，頌是古老的宗廟樂歌，三種樂歌為三種體類；而雅頌多敘事詩，風是抒情詩，其中敘事詩的結構，對後來的《左傳》、《國語》有一定的影響。第二，《詩經》創造了賦、比、興的修辭手法。第三，《詩經》創造了以四言為主，但有所變化的文學句式。文本中多樣的語言風格，如敘事的、寫景物的、抒情的、頌揚的、諷刺的語言，已達到較高的境界，其中有極為豐富的形容詞和許多語氣詞，增強了抒情情調。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純正意義上的文學著作隻有《詩經》。而《詩經》又長期被後世詩人視為最高典範，其中蘊含的文學思想沾溉後人百代之久，故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之語。
《詩經》的《商頌》、《周頌》、《魯頌》是追述商、周、魯先公先王征服天下、立國開邊事跡的頌歌，具有商周民族史詩的性質。這些詩歌大都出自具有很高文化修養和豐富曆史知識的巫祝之手，可以看作是商代巫覡文化和西周禮樂文化的典型。《商頌》中的《那》、《烈祖》等是表現宗廟祭祀的詩歌。詩中寫商王宗廟中的迎神大典：鼓樂齊鳴，參與祭祀的王孫跳起了“萬舞”，嘉賓們興高采烈，最後祭者以敬懼之心獻上祭品，祈求商湯的子孫們永遠昌盛，帶有濃重的神秘氣氛。從詩中描寫的器樂和舞蹈氣氛看，商代的樂舞是相當發達的。《玄鳥》、《長發》、《殷武》等詩歌，則以極大的驕傲和自豪追溯了商民族的發祥史和英雄業跡。這些詩歌，既追述了來源古老的圖騰信仰、神話傳說，又歌頌了殷代先王的豐功偉績，深刻地表現了殷人“尚鬼”、尚武的文化精神。
《周頌》大部分是雍容而平正的宗廟祭祀樂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卻是一組敘事完整、情感暢酣、寫作技巧很高的周民族史詩。
《生民》是周人祭祀祖先後稷的樂歌。這首詩所反映的是周族從母係氏族社會向父係氏族社會轉型期的曆史情況，後稷是父係時代周族的第一個祖先。詩歌中記述了後稷誕生的故事，歌詠了後稷發明農藝的業績，這也是周人自述開國曆史的詩篇。
《公劉》寫的是公劉的事跡。傳說公劉是後稷的曾孫，他做部落首領時，已經是夏朝末年。為避夏桀之亂，公劉率周人平定西戎，從邰遷到豳。遷豳前，公劉領導劃定疆界，準備糧物；到豳地後，他又親自測量地形，選擇居地，並組織三軍，開拓田地，發展農業生產。
《綿》是寫古公父太王的事跡。古公直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他繼位的時候，周族不斷遭到戎狄等部族的侵襲。另外，也為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古公亶父帶領周族又做了一次大規模遷徙。從豳地來到岐山下肥沃的周原。遷岐之後，大王率周人“貶戎狄之俗”，而建築城郭宮室；設置五官有司等官職，建立起國家機構；他又以仁德治國，不僅使原豳地居民“扶老攜幼，盡複歸古公於岐下”，而且岐山周圍其它國家也“多歸之。”因而後人有“太王作周”的美譽。
《皇矣》敘寫三位周王——太王、王季、文王的史事，而以“明德”貫穿始終。寫太王，德體現為保民。太王遷岐是由於戎狄交侵，“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他又不忍發動戰爭，“殺人父子而君之”，因此，民“從之者如市。”圓本詩主要寫他遷岐後帶領周人進行創業的事跡。寫王季，德體現為友兄。王季是太王的兒子，他上麵還有兩個哥哥泰伯和虞仲。大王感到王季子昌很賢能，意欲傳位給他，泰伯、虞仲知道後便跑到荊蠻地區以讓位。太王死後，季曆往請伯、仲回來主政，後經臣民及伯、仲力勸才即位。 本詩盛讚季曆的多種美德，因而“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寫文王，德體現在伐暴。詩中記述文王伐密、伐崇的原因是他們棄善揚惡，目的在於保國安民、懲惡勸善。
《大明》寫周武王克商立國的事跡。詩篇突出了周的崛起和文王、武王的誕生是秉承天命的這一思想，最後描繪了牧野之戰的情景，多方麵表現了周軍的恢宏氣勢。
以上便是五篇周族史詩展示的主要內容。這一組史詩，詳細記錄了周民族自母係氏族社會後期至滅商建國這一段曆史時期的曆史，歌頌了周的始祖後稷和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諸先公先王的輝煌業績，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這組史詩以周民族的發展曆史為線索，通過對後稷發明農業、公劉遷豳、古公宜父遷岐、文王伐密伐崇、武王克商等事件的描繪，集中表現了周人的勤勞和抗爭精神，其目的是給後世統治者提供統治經驗，勉勵後來的執政者勤於政事，不要荒逸。這組史詩中也有很多圖騰崇拜和神話傳說，但並不像殷人那樣對上帝無條件地絕對崇拜和信賴。詩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天難忱斯”、“帝遷明德”的思想，強調執政者一定要通過自身的德政來鞏固天命，這無疑是周初周公“敬德保民”主導思想的反映。
這一組史詩敘事、描寫和抒情交融運用，渾然一體，寫得很有氣勢。詩中有些描寫已有了比較完整的情節性，如像《生民》寫薑螈無夫而孕、生子無災、棄而不死的神異，有些場景描寫也有聲有色，如像《公劉》寫周人遷豳後的安居：“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綿》寫周人鏟土、倒土、搗土、削土“百堵皆興”的勞動場麵。這組史詩還很講究修辭，運用了很多排比、對比、對仗句式，也很善於用疊音詞摹聲狀態，因而文學性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