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是在這樣受《講話》明顯影響的作品《李家莊的變遷》中，我們仍能看出趙樹理小說“原野”氣息的一些表現——敘事的“紛雜”而又豐富。
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在趙樹理小說中是描寫血雨腥風最多的，也是最宜於用階級鬥爭理論加以詮釋的作品。趙樹理在《回憶自己認識自己》中說：“《李家莊的變遷》，是揭露舊社會地主集團對貧下中農種種剝削壓迫的，是為了動員人民參加上黨戰役的，其中雖然也寫到黨的領導，但寫得不夠得力，原因是對黨的領導工作不熟悉。”《李家莊的變遷》中的故事，從表麵看是由一場官司始，犯人歸案終，官司雙方是地主惡霸和普通百姓，從階級分析的角度講，它是一個階級矛盾的典範。然而實際上，我們卻無法把作品嚴絲合縫地放入“階級鬥爭”學說的理論框架中加以詮釋，這並不是說趙樹理小說與社會政治脫節。小說的內容是緊密聯係著社會政治，聯係著抗戰，聯係著共產黨在農村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聯係著根據地基層政權建設，但作品中的人物、情節，相對那種刻板而整體化的社會階級鬥爭理論，卻顯得分散，甚至有點文不對題，從而遊離了時代賦予小說宏闊而高深的理論建構。“如果簡單地說，這些作品就是發生在鄉村日常生活中一些好人和壞人的故事。而對這些人物的評價並不是來自於階級理論，來自於政治標準，而是來自於普通農民所有的道德標準。”
小說中的人物並不是以貧富、階級和階層來劃界，但美和醜、善與惡的界限卻非常清楚，道德評價始終伴隨或潛伏在對人物的描寫中，在這些分散、遊離的故事情節中，反而容納了社會生活更廣闊的空間。
《李家莊的變遷》是從普通農民鐵鎖與村中有權勢的春喜發生矛盾衝突開始的，1～2節寫春喜以一顆桑樹的歸屬為由挑起訴訟，利用自己在村中的家族關係最後逼得鐵鎖傾家蕩產。由於鐵鎖是一個外來戶，在村中沒有依靠，最後不得不背井離鄉。第3節到第6節，鐵鎖漂泊到太原，眼界一下子擴大了，在這兒明白原來小喜、春喜這些人能在社會上橫行霸道是因為他們背靠著閻錫山政權。更重要的是鐵鎖在這兒遇到共產黨員小常，小常燃起了他對未來新生活的希望。回村後他把自己理解的鬥爭意識帶給了窮苦的農民兄弟，激起了大家的反抗意誌。這種故事的敘事正是後來五六十年代革命階級鬥爭故事敘事的固定模式，如《紅旗譜》、《苦菜花》、《紅色娘子軍》等小說中，農民被豪紳地主壓迫剝削，被逼無奈，由自發地反抗最終走上由先進的黨領導的革命鬥爭，最終推翻了舊政權，窮人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