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李家莊的變遷》中，趙樹理並沒有表現外來的黨組織對李家莊農村革命的領導，而是大量寫小喜、春喜這些人是如何在太原投機鑽營以及在農村對農民強取豪奪的。從第7節開始，小說的時代背景到了“七七事變”後，階級鬥爭的主題和抗日鬥爭的主題交混在一起了，一直到小說結束，是在講李家莊的村民怎樣投入到了抗日戰爭和與李如珍等漢奸的鬥爭的故事。在社會時代的變化中，壞人李如珍等人的身份也發生變化。先是抗戰初，日本人打過來，潰敗的散兵在村子裏亂搶東西，李如珍等人也不可避免，甚至李如珍都被孫殿英的部隊綁了票。但後來在小喜的攛掇下，李如珍當了漢奸，又回到村子招引日本人殘殺抗日農民，開始了對農民血腥地迫害，農村中你死我活的鬥爭才真正開始。抗戰前，他們作為地主惡霸，盡管壞事做盡，卻沒有造成流血的後果，雖然人們對他們恨之入骨，但還沒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當他們變成漢奸殺人後，人們終於無法忍受，因此最後他的下場也是被群眾活活地撕成了幾大塊，就文字描寫來看是趙樹理小說中最血腥的一個場麵。當縣長認為太殘忍時，白狗說：“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裏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如果我們仔細辨析，人們這種仇恨產生的最主要原因是李如珍當漢奸殺了村裏的鄉親，並不是階級的原因。在小說中人們最最仇恨的是小喜，同樣對他的最大仇恨是他當了漢奸，帶日本人殺了好多村裏的人。這樣，鐵鎖等人和李如珍等之間的矛盾重心就由階級鬥爭變成了村民和漢奸的民族鬥爭，李如珍等豪紳地主的身份變成漢奸身份，矛盾鬥爭激化，人們對李如珍等的仇恨中不光是階級仇恨，更加上了民族主義的仇恨。
同樣，在小說中還有兩個人物不好放進階級鬥爭理論中，一個是富順昌雜貨鋪掌櫃王安福老漢，一個是社首小毛。老掌櫃王安福在村裏來講，他是一個小商人，在和小常交談減租減息動員群眾抗日時說自己放債“總共以現洋算不過放有四五千元”，這在當時農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從財產的占有來看是和李如珍等一樣的大戶人家了，同時他又見多識廣，非常關心時局，也可算鄉村裏鄉紳式的人物了。因此從階級屬性上講，這樣的人應是和農民為敵的，但實際上，王安福卻處處替大夥著想，在春喜等人欺壓霸占鐵鎖家產時，王安福盡力主持公道，但他人單勢弱，孤掌難鳴，最終無可奈何。抗戰爆發後，在為犧盟會抗日捐款中，他身上體現出了強烈的家—國意識，王安福老漢“雖說不是個十分有錢的戶”，可是他對幹部們說：“會裏真有用錢的地方，盡我老漢的力量能捐多少捐多少！就破上我小鋪交捐款！日本鬼子眼看就快來抄家來了，哪還說這點東西？眼睛珠子都快丟了，哪還說這幾根眼睫毛？”他後來把自己所有的家產全捐給抗日隊伍。在小說第9節和第11節中，趙樹理把主要的筆墨給了王安福。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趙樹理在寫王安福時是把他和李如珍對照起來寫的，在整篇小說中，他們就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在這最主要的刻畫王安福的單節中，趙樹理對兩者進行對比就更明顯。一者是在村內鬥爭中完全站在普通村民這邊的，在抗日運動中也完全站在村民一邊的，做了開明紳士；
而另一者在村內鬥爭中是完全站在壓迫普通村民的一麵的，在後來的抗戰中，更是做了漢奸。因此王安福便和李如珍之間的關係也變成了相互鬥爭的敵我矛盾，而這個變化的主要驅動是對待抗戰的態度。在這樣的表現中，人物的身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按照階級理論來區分就分不清楚了，而普通老百姓卻是用最簡單的標準把他們區分得一清二楚，即是農村的傳統道德標準：“好人”與“壞人”。李如珍等原來就是村子裏的惡霸，欺壓普通老百姓，是“壞人”。小說一開始，李如珍和侄兒李耀唐（即春喜），欺負外姓人張鐵鎖，霸屋占地，甚至把鐵鎖一家人掃地出門。他們仰仗山西軍閥，橫行鄉裏，而到戰時他們先要了解軍閥對抗戰的態度，再見風使舵，派春喜跑到縣裏終於打探清楚，軍閥和縣團長的意思是“隻要孝子不要忠臣”的虛假抗張態度後，又開始欺壓百姓。而當日本打過來占領了縣城後，他們就變成了漢奸來欺壓百姓。在這群人中，小喜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潑皮無賴，是個集大惡者，這種人沒有任何操守，見風使舵，正是這種特性使他們能夠在越混亂的社會中越能渾水摸魚，欺壓百姓，占盡便宜，而這才是人們最最痛恨的。這樣的人會欺壓任何自己可以欺壓的人，因此在村中曾經也是有頭有臉的王安福，在日本人得勢後，首先成了小喜搶劫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