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和普通村民一樣，王安福同樣和李如珍等人有深仇大恨，一是國恨，一是家仇。
另一個人物是小毛，他在村子中沒有任何地位，隻是跟著李如珍能占到些小便宜，如在處理村務時能吃上一份烙餅，吃上一口好飯，能在伺候李如珍後吸上李如珍吸後的幾口煙灰，常常是“既做巫婆又做鬼”，成了李如珍的狗腿子。按說這樣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應是屬於村民一邊的，一起來鬥爭李如珍等人的，但實際上他卻是李如珍等欺壓村民的幫凶，他也不斷地來回穿梭，當村民的力量壯大時，他也懺悔求饒悔過，一旦李如珍等卷土重來時，他又固態萌生，成了狗腿子。因此人們同樣對他充滿了仇恨，但與李如珍等不同，他並沒有殺過村民，因此他最後的結局是大家隻是讓他賠了大家的損失，留他悔過。同樣人們對他的態度，也不是從階級的角度出發的，而是從所幹壞事的程度輕重來對待的。這樣的人物在趙樹理後來的小說《靈泉洞》中又有表現，也有不同。《靈泉洞》中寫道：“一聽說雜毛狼又出了世，小胖他娘打了個寒顫。她說：‘娘呀！又該人家吃人了！’”雜毛狼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更沒有李如珍那種大戶人家的背景，他隻是依附於有錢人的地痞流氓，卻因平日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最讓老百姓擔驚受怕。侵略者在鄉村招募漢奸，別人不幹，但雜毛狼素來“有奶便是娘”，全無道德廉恥，自然成了“積極分子”，“依靠力量”，也就更加耀武揚威。“戰爭造成生靈塗炭，但對小胖娘這樣的普通農民來說，它的罪惡更在於侵略者摧毀了生活賴以維係的一套道德法則，黑白顛倒，老實善良的人要是落入‘雜毛狼’這一類人手裏，後果自然不堪設想。小說對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描寫是在忠奸善惡之間進行的，從而合情入理地揭示中國農民投身抗戰的文化原因。”
在這裏，革命的、階級的鬥爭觀念隱退，而傳統道德觀念去偽存真，作為民族精神象征，構成了趙樹理小說的底蘊。
另外，《李家莊的變遷》中有大量的細節鋪衍，這使一些批評者感覺小說顯得雜亂無章，混沌不清，甚至有點文不對題。趙樹理筆下的細節，仿佛信筆所至，像鄉村的日子，一事一事又一事，由作者細細道來，密密麻麻織成一片。這些細節淹沒了故事的經緯，衝淡了傳統的套路。但細節的鋪衍，結構的散漫，中心人物的不突出等，實則是作者的匠心獨運，在散漫的敘事中展現出的是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這種結構方式，不以某個人物為中心，也不以某一矛盾事件為中心，而是以更為龐雜的空間或群體作為表現對象，即題目所標示的“李家莊的變遷”。也就是說，小說所表現的主體是“李家莊”這個社會空間或群體，而不是張鐵鎖或小常。現代小說家慣常采用的小說結構方式是以一個家族或一個主人公來表現社會變遷，如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等，我們在此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每一階段的社會變遷不可能用一套社會理論來完全概括，每一階段的社會變遷會在文學中留下曆史烙印，這些烙印在文學中往往包含著比某一敘事理論本身更為豐富的曆史內容，曆史上許許多多問題在文學中也不可能得到解決，它們往往在文學敘事中變成了講不清楚的東西，而對這樣問題的敘事反比那些明朗的某一理論指導下的敘事更為重要，需要更為仔細地觀察。趙樹理小說中這種“散漫”的、不能被某種理論或某種敘事理論所規範的敘事，或是說從這種規範敘事中溢出的大量細節，反顯出了當時社會複雜性，顯出了趙樹理小說的豐滿性。
《李家莊的變遷》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散漫”，不斷受到批評，《三裏灣》寫成後趙樹理又做了自我批評，對照革命現實主義的標準，將自己作品不符合的地方歸納為“三個缺點”：（1）重事輕人。人物描寫不集中，更談不上典型。（2）舊的多新的少。“對舊人舊事了解得深，對新人新事了解得淺”。（3）有多少寫多少。對應該寫，但“腦子裏還沒有的人和事就省略了”，比如“富農在農村中壞作用，因為我自己見到的不具體就根本沒有提之類”。
而且這些“缺點”，在他後來的作品，像社會上影響較大的短篇小說《鍛煉鍛煉》中也沒多少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