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依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評標準對趙樹理小說肯定或批評，還是依據五四小說“現代性”對趙樹理小說進行質疑，對趙樹理小說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上，或是要創作出能夠體現出整個社會曆史動向的“新人”，或是要創作出具有“個人主義”品質的“新人”來。
而對這兩者批評都作了不同程度回應的是50年代日本學者竹內好的評論《新穎的趙樹理文學》。竹內好認為現實主義文學主要是以塑造典型化的人物為中心，“事件的發展是以個人的個性為中心的，根據主人公的性格，展開戲劇衝突。也就是說，自始至終是圍繞著一個性格問題描寫”，“典型是從環境中選擇出來，加以充實，使其成為典型的”，“就是從整體中將個體選擇出來，按照作者的意圖加以塑造這樣一種具有單方麵傾向的行為”，這種典型化的人物，從所處背景中脫離出來，與社會環境構成了矛盾衝突，凸顯出人物的主體性意識，凸顯現代“新人”的產生。而趙樹理小說並不單以人物為小說中心，而是要達到“人物與背景的統一”。趙樹理創造的小說人物不是從整體中選擇出來服務於整體，這樣的人物“隻具有部分的意義，它也不是獨立於整體而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個體”，這樣的個體“最多隻不過是一種類型，沒有達到典型的標準”。趙樹理是要“在創造典型的同時”，是要讓創造的典型“還原於全體的意誌”，“是以個體就是整體這一形式出現”，“采取的是先選出來，再使其還原的這樣一種兩重性的手法”。竹內好認為趙樹理這種處理人物與背景的方法超越了現代文學中現實主義要塑造典型環境中典型性人物性格的方法，擺脫了現代文學“固定框子”的限製，“他的文學觀本身是新穎的”。
依據《講話》精神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李大章、馮牧、竹可羽等的批評構成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趙樹理小說問題的主要批評。這種批評，隨著80年代後對這一創作原則的棄置而失去了現實意義。
一些批評家恰是在趙樹理文藝創作中某些不符合《講話》精神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的地方，看到了趙樹理創作獨立性的一麵，看到了趙樹理小說的“民間性”、民族性等特點。陳思和先生說如果“我們暫且放棄一下‘五四’以來政治與文藝逐漸結合而形成的‘深刻’、‘真實’、‘史詩’、‘階級性’等一係列新文學批評標準，把眼光放到民間的土壤，就不難理解趙樹理作品的樸素魅力”。李楊也說：“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言，究竟什麼是趙樹理方向的真正意義呢，答案隻能是陳荒煤提到的第二條——民族形式。這是趙樹理小說對敘事文學的最大貢獻，通過它，敘事文學找到了自己的形式，敘事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話語起點。而這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但是在多數批評家肯定趙樹理小說“民間性”、民族特色時，卻又不得不麵對趙樹理小說中各種如上文所列的“現代性”的“缺陷”。從40年代至今，這種批評一直存在，而且這也是當下對趙樹理小說批評最有力的批評。但批評者在批評趙樹理小說的各種“缺陷”時，卻也無法否認趙樹理小說在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特的地位和巨大影響力。這種批評矛盾的存在，如竹內好認為的，是因為對趙樹理小說的批評標準仍是建立在五四現代文學的批評標準上的，而趙樹理小說的意義卻在於作者是在試圖超越五四現代小說“現代性”的特點，超越現實主義小說為自己限定的框框，是努力在更高的層麵上實現一種“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創作境界，或是實現郭沫若說的“處在自由的環境裏，得到了自由的開展”新小說的創作境界。而這種境界的獲得是要現代小說的創作接續中國小說傳統的創作精神、觀念和方法，這樣我們對趙樹理小說研究的眼光，也應該從現代文學的視野中擴展到五四前古典小說、傳統文學領域。
趙樹理小說基本上不用現代小說刻畫人物的所謂“典型化”原則（即把人物放在各種矛盾衝突中展示其階級的內涵），這使他小說中的人物的性格似乎不夠集中、突出，沒能凸顯人物性格矛盾性的複雜層次和在艱難的掙紮中展示出的英雄般的光輝。正如陳思和先生所分析的：“他的小說從來不圍繞一兩個英雄人物轉，而是長卷似的平鋪展示群體的農民故事，逼真地寫出日常生活細節的過程，仿佛是聽一個民間說書人在鄉場上講村裏的故事，講得圓熟、瑣碎，說到哪個人物，哪個人物就成為故事的中心，細細節節的過程很真實地被描述出來。”這些特點在中國小說傳統中，從宋元話本、明清小說，到晚清民初的社會小說，倒似乎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