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小說語言的這些特點正是對古典白話小說語言借鑒的結果。
為了讓小說能夠“為人民大眾所享受”，趙樹理站在農民讀者的角度上，在把小說中那些不適合大眾口味的描寫語言刪掉後，小說便直接從故事開始了，直接說明時間、地點、人物，開始情節。與“通常所見小說”是“把敘事故事融化在描寫情境中”不同，趙樹理是“把描寫情景融化在敘述故事中”，這就要涉及趙樹理小說對中國小說傳統資源繼承的第二個方麵：小說的描寫。
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在解放區和國統區引起巨大反響時，也很快有人對趙樹理小說藝術提出了質疑。傑克?貝爾登認為趙樹理的小說：“對於故事情節隻是進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貼上標簽的蒼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開。最大的缺點是，作品中所描寫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實在的感受。”50年代日本學者洲之內徹認為趙樹理的小說缺乏景物描寫，缺乏人物的心理分析，缺乏作家主觀情感的抒發。趙樹理的小說的確有這些問題，趙樹理在總結《三裏灣》寫作缺點時他首先提出的是“重事輕人”。趙樹理的這種自我批評，肯定是來自於對別人對他文學批評的一種妥協，因為在他的大量作品中呈現出的狀態正是如此的狀態。但是“趙樹理談到自己的寫作技巧時說，他不喜歡在作品裏隻寫一個中心人物，他喜歡描寫整個村子、整個時代”。因此，這兒的問題並不是趙樹理駕馭不了現代小說所要求的心理描寫或是景物描寫的問題，隻要看看趙樹理在1929年寫的《悔》和《白馬的故事》中的描寫，真正的問題是趙樹理在自覺地堅持著一種他自認的寫作方法，是與現代小說規範不一樣的寫作方法。
馮健男在《趙樹理創作的民族風格》中在談趙樹理小說的民族特點時，用“散點透視”與“定點透視”的方式來分析趙樹理小說與西方小說的區別。他首先引用了魯迅《連環圖畫瑣談》中的一段話：“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讚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哪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
認為魯迅此言是一語道破了中國文藝和西洋文藝在表現方法上的差別要點。
更詳細地說，西方小說講故事情節，是采取照相的方式，照相機和被拍照人都得“站在一定之處”，不得交頭接耳、左顧右盼；而中國傳統小說的敘述故事，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可以“不站在定點上”，敘述情節的空間是廣闊和自由的。
正是在此基礎上，趙樹理強調他的描寫與敘述的關係，不是“把敘述故事融化在描寫情景中”，而是“把描寫情景融化在敘述故事中”。趙樹理曾在《〈三裏灣〉寫作前後》中曾模擬用五四時期景物描寫、人物描寫語言來寫小說的開場：“將滿的月亮，用它的迷人的光波浸浴著大地，秋蟲們開始奏起它們的準備終夜不息的大合奏，三裏灣的人們也結束了這一天的極度緊張的秋收工作，三五成群地散在他們住宅的附近街道上吃著晚飯談閑天……村西頭半山坡上一座院落的大門裏走出來一位體格豐滿的姑娘……”
而《三裏灣》裏的開頭是：“就在這年九月一日的晚上，剛剛吃過晚飯，支部書記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學教室裏來上課。”比較這兩種寫法，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前一種敘述的效果典雅，但敘述者好像是來到三裏灣做客的局外人，用審美的眼光在觀察和敘述三裏灣的人事，而後者寫得質樸，小說的敘述者仿佛置身農村生活中，對前段中那優美的景物和玉梅的“體格豐滿”等視而不見，隻是在講述這件事正在發生。為什麼會對外人看見的優美或恬靜的田園詩意、或美麗的身軀視而不見？農民生活於農村風景之內，這些在外人欣賞的風景本身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內容，同時也不是他們最想關心的內容。為什麼會有前後這樣兩種不同的敘述產生了？趙樹理認為是“按農村人們聽書的習慣，一開始就想知道什麼人在做什麼事”，“寫風景往往要從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描寫一個人物的細部往往要從另一些人物的眼中看出”。因此關鍵在於趙樹理的描寫是要符合農民閱讀的習慣，要“把描寫情景融化在敘述故事中”，是要描寫“從故事中人物眼中看出”，這種敘事和描寫讓趙樹理小說完全區別於同時代的作家，顯示出了自己“為農民”創作的寫作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