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再從民俗描寫的角度看看趙樹理小說的民族特色。每個個體的人都是生活在各種社會關係中，而在這各種社會關係中，人的行動選擇和心理感受都要受到社會文化的製約。因此要對處於某一地域的民眾精神和生活麵貌作真實深刻的反映，其民風民俗的描寫就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現實主義文學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但文學最終是要落實到人物性格上的，而趙樹理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同時也重視講故事，重視民俗表現，而不是厚此薄彼。不同於同時期的周立波、丁玲等作家，趙樹理不是為大眾化而寫民俗，而認為民俗本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文學要表現的對象。趙樹理小說中的人物就生活在這樣的民俗中，人物的生活也形成了各種各樣的風俗，因此小說中的許多民俗描寫，是與他反映生活、創造形象緊密相連的，同時又不單是為表現人物形象，而是有它自身的獨立性的。
例如在《小二黑結婚》中，如果沒有陰陽八針、黃道黑道、擺香案、頭頂紅布扮仙姑等，就無法塑造二諸葛和三仙姑。但更重要的是劉家峧農民的思想狀況就是在這些東西的影響下形成的，小說反映出來的變化不隻是二諸葛、三仙姑這樣的人發生變化了，而是這兩人身上所體現出的農村風俗在發生變化。在《李有才板話》中，沒有“老”字輩、“小”字輩稱號的介紹就不能那麼深刻和生動地表現老槐樹底下的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來；沒有端著碗出來吃飯的描寫，沒有“有才窯裏的晚會”人們聚在一起“扯到哪裏算到哪裏”的閑談等這些風俗的描寫，也就無法真正展示小說中的社會變遷。民俗的變化，體現出的不是單個人物的變化，而是深層的社會發展變化。相比較趙樹理小說，我們在柳青《創業史》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梁生寶在黨——外來力量的指導下給農村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中更突出的是外在力量；而在趙樹理小說中，農村變化也受到了外來力量的影響幹涉，但突出的是農村內在自身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就是風俗的變化。因此，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我們很少看到趙樹理對黨的力量直接介入農村的描寫，他總是把這種力量放在背景上，是對農村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不是直接地介入幹預。這種影響改變著農村的民風民俗，在民風民俗的變化中，我們才能感覺到農村深層的、根本的變化。對農村的民俗民風的關注，讓我們看到趙樹理小說中的人物更多是群體形象，是融入集體中的人物，小二黑、小芹與金旺興旺的鬥爭過程並不隻是趙樹理關注的唯一問題，他關心的是在這一事件中卷進去的好多人，以及這一事件給他們帶來了思想觀念的變化，帶來了他們日常生活的變化。我想三仙姑的撤去香案和二諸葛的不再賣弄陰陽八卦，才是真正深層的對農村青年男女戀愛的一種肯定，當然能不能完全撤去還是難說。沈從文說自己寫小說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題材，來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張愛玲寫小說時注重“沉穩的人生”的感受。我想這種“常”和“沉穩”的東西就是類似於這種風俗的東西，趙樹理對農民日常習俗的重視也是有他們二人這種體驗吧。趙樹理對這一層麵的表現我想也是同時代別的多數作家難以企及的。
如何認識趙樹理文學創作中的這些特色，涉及對傳統小說資源現代轉化的重新確認。在新文學已有近百年發展曆史的今天來講，最受廣大讀者喜歡的小說作品可能仍要推世代流傳、曆久不衰的中國古典小說，當然現代小說在青年讀者中也占有很大市場。中國古典小說起初並不入流，班固《漢書?藝文誌》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也許正因為其“出於稗官，街談巷語”，才如此通俗易懂，膾炙人口，魅力無窮，才這般深受廣大老百姓喜愛與歡迎。最初的小說並不講究講故事的形式，宋元話本以後，長篇小說為吸引讀者和聽眾逐漸形成了章回體小說，再加成熟的短篇小說和擬話本小說的發展，使中國古典小說步步登上文學巔峰。今天，在人們生活方式大變，新小說鋪天蓋地時，仍有大批讀者鍾情著中國古典小說，迷戀於書刊、廣播、電視。趙樹理曾說：“我覺得‘故事’、‘評書’、‘小說’三者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例如用評書形式寫成的《水滸傳》，一向被稱為‘小說’，讀了《水滸傳》的人向沒有讀過的敘述起這書的內容來，就又變成了‘說故事’。我寫的東西，一向雖被列在小說裏，但在我寫的時候卻有個想叫農村讀者當作故事說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