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古典小說藝術傳統的現代轉化在百年的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中卻是一個缺少創作實績的問題，因此趙樹理小說中這種對藝術傳統的現代轉化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能把趙樹理的藝術貢獻僅僅定位在文學的大眾化上。
在趙樹理努力借鑒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創造大眾化作品卻不斷受到批評時，能夠代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應是柳青的《創業史》，小說第一章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早春的清晨，湯河上的莊稼人還沒睡醒以前，因為終南山裏普遍開始解凍，可以聽見湯河漲水的嗚嗚聲。在河的兩岸，在下堡村、黃堡鎮和北原邊上的馬家堡、葛家堡，在蒼蒼茫茫的稻地野灘的草棚院裏，雄雞的啼聲互相呼應著。在大平原的道路上聽起來，河水聲和雞啼聲是那麼幽雅，更加渲染出這黎明前的寧靜。
空氣是這樣的清香，使人胸脯裏感到分外涼爽、舒暢。
繁星一批接著一批，從浮著雲片的藍天上消失了，獨獨留下農曆正月底殘餘的下弦月。在太陽從黃堡鎮那邊的東原上升起來以前，東方首先發出了魚肚白。接著，霞光輝映著朵朵的雲片，輝映著終南山還沒消雪的奇形怪狀的巔峰。現在，已經可以看清楚在剛鋤過草的麥苗上，在稻地裏複種的青稞綠葉上，在河邊、路旁和渠岸剛剛發著嫩芽尖的春草上，露珠搖搖欲墜地閃著光了。
梁三老漢是下堡鄉少數幾個享受這晨光的老人之一。他在亮天以前，沿著從黃堡通縣城的公路，拾來滿滿一筐子牲口糞。他回來把糞倒在街門外土場裏的糞堆上，女兒秀蘭才離開暖和的被窩，胳膊上掛著書兜，一邊走著，一邊整理著頭發夾子，從街門裏出來，走過土場，向湯河邊去了。
老婆也是剛起來，在殘缺的柴堆跟前扯柴，準備做早飯。
柳青用五四文學革命產生的歐化書麵語言，描繪渭河平原清晨的風景，首先是“嗚嗚聲”的湯河漲，“蒼蒼茫茫”的稻地野灘的草棚院，“幽雅”雞啼聲，“清香”的空氣，“從浮著雲片的藍天上消失”的繁星，“正月底殘餘”的下弦月，接著，“霞光輝映”著朵朵的雲片，“輝映”著終南山還沒消雪的“奇形怪狀”的巔峰，“剛剛發著嫩芽尖”的春草，“露珠搖搖欲墜地閃著光了”。小說在這樣的景色描寫後引出小說的主人公，而且告訴讀者正在享受著這“黎明前的寧靜”的是一個滿口陝南方言的老農民梁三老漢。這使小說的敘述語言和人物性格、人物語言出現了明顯的分裂，使得讀者要在兩套語言係統轉換中才能適應小說的敘述。而這種語言正是趙樹理說的“中國就有兩套文藝，一套為知識分子所享受，另一套為人民大眾所享受”的雜糅，是書麵化的敘述語言和口語化的人物語言的努力糅合，也是“知識分子”的審美價值和“人民大眾”審美價值的努力雜糅。
這不禁讓我們懷疑五四以來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的主題在半個世紀後是否是“平民”的文學。賀桂梅認為：“文學現代化的主體或者說‘誰’的現代是一個關鍵問題。”
趙樹理認為五四以後形成的“文壇”隻是一個“狹小得可憐”的“圈子”，“真正喜歡看這些東西的人大部分是學習寫這樣的東西的人，等到學的人也登上了文壇，他寫的東西事實上又隻是給另外一些新人看，讓他們也學會這一套，爬上文壇去。這隻不過是在極少的人中間轉來轉去，從文壇到文壇罷了”。由此他才立誌要做一個“文攤文學家”，“寫些小本子加在賣小唱本的攤子裏去趕廟會……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而趙樹理的這種理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並沒能實現，文學的現代還是沒能變成了大眾的現代文學。當然實際的情況是，一些作家也在努力改變歐化的風格，探索著創造小說的民族形式，但這種轉變實在不容易。“寫慣了顛顛倒倒，無頭無腦的小說的人忽然要從頭述起，寫慣了‘有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的寡婦’，卻忽然隻要他寫成：‘有一個寡婦，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嗬！”“語言，假如采取中國形式，而又不願用舊小說上的宋人語言，或陳腐濫調，則不能不采取真真的老百姓語言，這語言不是硬湊，或者全搬來一些歇後語，語之要有身份，個性，這又必需要有長期的深入的生活”，因而“要產生的確繼承了中國民間形式的優美，而又有創造，完全使用新的語言，從老百姓那裏提煉出來的語言的作品便實在不是一件易事了”。
“而且中國小說的好處，常常是能集合許多小故事，就是用事來形容人。但所謂歐化小說隻要有一段說明（美其名曰描寫或抒寫）便成了的。因此用中國形式就會更感覺得生活的貧乏，從生活中所積累的好事是太少了。”
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多數作家不是不願意寫，而是趙樹理寫小說的這種能力不是一般作家可以達到的，從當年這些作家的體會中，我們完全可以了解到趙樹理創造民族新形式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