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有理論有實際處理方式的奏疏，出於一個丞相之手，不可謂不狠，不可謂不毒。
而始皇帝本人呢，原本對於淳於越和儒生，包括諸子百家和先秦的典籍，都沒有明顯的惡感。他太爺爺秦昭王“親切”會見過大儒荀子；而其父莊襄王的左膀右臂，也是自己青少年時期的良師益友呂不韋，也曾是大雜家，亦商亦文。而且，朝堂所豢養的這幫儒生，在自己平滅六國的過程中，都沒少歌功頌德拍馬屁。
但是，作為剛剛大一統天下的始皇帝，他的政治嗅覺還是很敏銳的。所以，沒有再做任何深入的思考，他馬上同意了丞相李斯的奏疏。他拿起筆，很簡單寫了一個字：“可！”
這個“可”字，也是秦始皇“朕心頗慰”四個大字的“縮寫”。這一個字，就定下了日後秦朝無法為後人原諒的焚書決定。
所有的漣漪，都會源於最早的一粒石子。
周青臣不拍馬屁，淳於越就不會煞風景；淳於越不煞風景，李斯就不會動殺心；李斯不動殺心，嬴政也不會下焚書的詔令——表麵上，全國範圍內大肆焚書，似乎統一了思想，即貫徹商鞅派法家原教旨主義。
但恰恰是如此激烈的舉動，也使得法家成為當時和後世所有知識分子的公敵。更糟糕的是，秦始皇高興了，而秦國的儲君、作為儒家子弟的扶蘇非常不高興。由此，李斯剛剛愉悅的內心馬上塗抹上了一層重重的黑色，他知道，一俟日後扶蘇登基為帝，等待自己的肯定是政治清算。正是與公子扶蘇的這種“過節”，日後始皇帝崩於沙丘，左思右想，李斯才走出了人生中最大的錯招兒，和宦者趙高走到了一起。其結果，不僅自己被虐殺、夷三族，秦帝國最終也灰飛煙滅……
如果從文學角度閱讀李斯奏疏，文采飛揚，思維縝密，大有博學鴻文的氣勢。其思想內核，其實還是取自商鞅以及被他害死的老同學韓非。韓非曾經明確指出：“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自商鞅變法以來，其實秦國以法家專製集權來鉗製思想的政策行之有效，一統天下之後始皇帝繼續文化專製政策，也在意料之中。但有一個曆史吊詭之處在於，竭力奉勸秦始皇施行文化專製主義的大推手韓非和李斯，他們的老師竟然都是大儒荀子。而荀子的理想，乃是在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同世界之中隆禮樂、倡詩書。
始皇帝焚書，令行禁止，雷厲風行，最可惜的是當時被滅六國的國史，基本被燒毀殆盡，所以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大撓頭皮。而秦國自己保存完好的《秦記》，又無詳細日月記載，更讓太史公犯愁。
不細讀史書的人，都以為秦始皇當把《詩》《書》以及百家之書都燒光了，其實不是，作為當時的“供批判用”原始材料，李斯在疏奏裏麵建議，允許朝廷保留了一些原本。可惜，後來項羽怒火衝天，大燒鹹陽宮殿，秦廷博士們掌管的那些“國家圖書”，都在熊熊烈焰中化為灰燼。其中，也包括秦朝下令特別保護的許多有關醫藥、卜筮以及實用的科技類圖書。而這些書籍的內容，我們後人隻有在墓葬挖掘過程中僥幸挖出一些保存完好的。一竹一簡，奉為拱璧。
“焚書”，確實是秦始皇一生中最大錯棋之一，難怪唐朝書生章碣就大吟一詩：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焚書坑》）
曆史，總是存有無數的黑色幽默！
豈容清史盡成灰！焚書，始皇帝和李斯確實幹了，而且遺毒深遠；但坑儒一事，確實還值得我們後人大加商榷。
發生在始皇三十五年的“坑儒”之事，司馬遷《史記》中這樣記載：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
於是，乃亡去。
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可見，活埋“諸生”的事件，與其說是“坑儒”，不如說是“坑方士”。
首先帶頭逃跑的盧生，本身就是一個禍頭。他最早勸秦始皇隔絕諸臣保持神秘才能獲得仙藥，使得嬴政又發無數黔首把鹹陽周遭二百裏的宮殿以二百七十條神秘複道相聯結，其營建過程中，肯定草菅無數人命；接著，由於得知丞相李斯知道自己所在，嬴政大怒，又殺掉當時值班的左右數百人。所有這些，都和這位向秦始皇兜售神仙藥方的盧生有直接關係。
幹了這麼多壞事，騙了始皇帝那麼多金銀財寶，這位盧生先下腳為強，自己和騙子搭檔侯生兩個人率先亡命而去。此舉，使始皇帝怒不可遏，所以才對留在鹹陽的“諸生”下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