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高曉聲，是考上大學那年，他突然出現在我家。高曉聲和父親是老朋友，與方之、陸文夫都是難兄難弟，1957年因為“探求者”被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沒見過麵。鄉音未改，鬢毛已衰，土得讓人沒法形容，農民什麼樣子，他就是什麼樣子，而且是70年代的農民形象。那時候右派還沒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幫”，剛開完三中全會，右派們一個個蠢蠢欲動，開始翹起狐狸尾巴。這是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高曉聲形跡可疑轉悠一圈，人便沒有蹤影，很快又出現，已拿著兩篇手稿，是《李順大造屋》和《漏鬥戶主》。
高曉聲開始給人的印象並不心高氣傲，他很虛心，虛心請老朋友指教，也請小輩提意見。我們當時正在忙一本民間刊物《人間》，對他的小說沒太大興趣。最叫好的是父親，讀了十分激動，津津樂道，說自己去《雨花》當副主編，手頭有《李順大造屋》和方之的《南豐二苗》，就跟揣了兩顆手榴彈上戰場一樣。《李順大造屋》打響了，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後話。我記得陸文夫看手稿，說小說很好，不過有些囉唆。話是在吃飯桌上說的，大家手裏還端著酒杯，高曉聲追著問什麼地方囉唆了，陸文夫也不客氣，讓我拿筆拿稿子來，就在手稿中間刪了一段，高曉聲當時臉上有些掛不住。我印象中，文章發表時，那一段確實是刪了。
80年代初期的文學熱，和現在不一樣，不談發行量，不談錢。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說，大家都在談論，滿世界都是“傷痕”，都是“問題”，作家一個個像訴苦申冤的棄婦。主題大同小異，不是公子落難，就是才子見棄，幸好有“幫夫”的紅顏知己出來相助，以身相許，然後選個悲劇結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跡隨處可見，文學成了發泄個人情感的公器，而且還是終南捷徑，一篇小說隻要得全國獎，戶口問題、工作問題包括愛情問題，立馬都能解決。當時有個特殊現象，無名作家的作品一旦被《小說月報》轉載，就會轟動。我認識一位老翻譯家，五十歲出頭，譯過許多世界名著，國外邀請他講學，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偏偏他對當代創作一點不了解，那年頭出國不容易，可憐他搞了一輩子外國文學，還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便隨手揣一摞《小說月報》匆匆上飛機。這些《小說月報》還是我堂哥三午送的，並不全，逮著一本算一本。
高曉聲顯然也是沾了文學熱的光，他回憶成功經驗，認為自己抓住了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對於農民來說，重要的隻有兩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飽，所以他最初的兩篇小說，《李順大造屋》是蓋房子，《漏鬥戶主》是講一個人永遠也吃不飽。一段時間內，高曉聲很樂意成為農民的代言人，記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說我們家那台二十英寸的日立彩電，相當於農民蓋三間房子。父親並不知道農村蓋房子究竟要多少錢，不過當時一台彩電的價格，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十年工資，因此也有些惶恐，懷疑自己過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曉聲經常來蹭飯，高談闊論，我們家保姆總在背後抱怨，嫌他不幹淨，嫌他把煙灰彈得到處都是。一來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著飯夾去館子炒菜，去小店買煙買酒。高曉聲很快紅了，紅得發紫，紅得保姆也不相信，一個如此灰頭土臉的人，怎麼突然成了人物。
第一次見到高曉聲，是考上大學那年，他突然出現在我家。高曉聲和父親是老朋友，與方之、陸文夫都是難兄難弟，1957年因為“探求者”被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沒見過麵。鄉音未改，鬢毛已衰，土得讓人沒法形容，農民什麼樣子，他就是什麼樣子，而且是70年代的農民形象。那時候右派還沒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幫”，剛開完三中全會，右派們一個個蠢蠢欲動，開始翹起狐狸尾巴。這是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高曉聲形跡可疑轉悠一圈，人便沒有蹤影，很快又出現，已拿著兩篇手稿，是《李順大造屋》和《漏鬥戶主》。
高曉聲開始給人的印象並不心高氣傲，他很虛心，虛心請老朋友指教，也請小輩提意見。我們當時正在忙一本民間刊物《人間》，對他的小說沒太大興趣。最叫好的是父親，讀了十分激動，津津樂道，說自己去《雨花》當副主編，手頭有《李順大造屋》和方之的《南豐二苗》，就跟揣了兩顆手榴彈上戰場一樣。《李順大造屋》打響了，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後話。我記得陸文夫看手稿，說小說很好，不過有些囉唆。話是在吃飯桌上說的，大家手裏還端著酒杯，高曉聲追著問什麼地方囉唆了，陸文夫也不客氣，讓我拿筆拿稿子來，就在手稿中間刪了一段，高曉聲當時臉上有些掛不住。我印象中，文章發表時，那一段確實是刪了。
80年代初期的文學熱，和現在不一樣，不談發行量，不談錢。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說，大家都在談論，滿世界都是“傷痕”，都是“問題”，作家一個個像訴苦申冤的棄婦。主題大同小異，不是公子落難，就是才子見棄，幸好有“幫夫”的紅顏知己出來相助，以身相許，然後選個悲劇結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跡隨處可見，文學成了發泄個人情感的公器，而且還是終南捷徑，一篇小說隻要得全國獎，戶口問題、工作問題包括愛情問題，立馬都能解決。當時有個特殊現象，無名作家的作品一旦被《小說月報》轉載，就會轟動。我認識一位老翻譯家，五十歲出頭，譯過許多世界名著，國外邀請他講學，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偏偏他對當代創作一點不了解，那年頭出國不容易，可憐他搞了一輩子外國文學，還沒有邁出過國門一步，便隨手揣一摞《小說月報》匆匆上飛機。這些《小說月報》還是我堂哥三午送的，並不全，逮著一本算一本。
高曉聲顯然也是沾了文學熱的光，他回憶成功經驗，認為自己抓住了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對於農民來說，重要的隻有兩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飽，所以他最初的兩篇小說，《李順大造屋》是蓋房子，《漏鬥戶主》是講一個人永遠也吃不飽。一段時間內，高曉聲很樂意成為農民的代言人，記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說我們家那台二十英寸的日立彩電，相當於農民蓋三間房子。父親並不知道農村蓋房子究竟要多少錢，不過當時一台彩電的價格，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工人的十年工資，因此也有些惶恐，懷疑自己過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曉聲經常來蹭飯，高談闊論，我們家保姆總在背後抱怨，嫌他不幹淨，嫌他把煙灰彈得到處都是。一來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著飯夾去館子炒菜，去小店買煙買酒。高曉聲很快紅了，紅得發紫，紅得保姆也不相信，一個如此灰頭土臉的人，怎麼突然成了人物。
高曉聲提起農民的生存狀態就有些生氣，覺得國家對不起農民。他自己做報告的時候，農民的苦難是重要話題。也許是從近處觀察的緣故，我在一開始就注意到，高曉聲反複提到農民的時候，並不願意別人把他當作農民。他可能會自稱農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並不真心喜歡別人稱他為農民作家。農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賓館，晚上突然冒出來一個青年，愣頭愣腦地非要和高曉聲談文學。高曉聲剛喝過酒，滿臉通紅，頭腦卻還清醒，說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遠從外地來的，有什麼話以後再說行不行。那青年頓時生氣了，說你看不起我們農民，你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農民，你現在根本不是農民了。高曉聲像哄小孩一樣哄他，甚至上前摟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輕人很憤怒，甩手而去。高曉聲為此感到很失落，他對在一旁感到吃驚的我歎了口惡氣，說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我知道對有些人，高曉聲一直保持著克製態度，他不想傷害他們，但是心裏明白，在廣大的農村，很有這樣一些人，把文學當作改變境遇的跳板，他們以高的成功為樣板，為追求目標，談到文學，不是熱愛，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曉聲內心深處，根本就不喜歡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