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世時，常說林伯伯的小說有些怪。怪，是對流行的反動。他不是寫時文的高手，和眾多製造時髦文章的寫手混雜在一起，在林伯伯看來也許很無趣。道不同不相為謀。林伯伯寫毛筆字，寫的是篆書。他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大紅大紫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聽林伯伯說過，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小說，都不適宜發頭條。現在已有所改變，他和汪的小說屢屢上了頭條，說明時文已經不太吃香，也說明隻要耐著性子寫，小水長流，則能穿石。出水再看兩腿泥，文章小道，能由著自己的性情寫下去，總能在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高中畢業無事可幹，我在北京待了將近一年，那段時間裏，常常陪祖父去看他的老朋友，都是碩果僅存名震一時的人物。後來又有幸認識了父親一輩的作家，經過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雙重洗禮，這些人像出土文物一樣馳騁文壇，笑傲江湖，成為當代文學的中堅。前輩的言傳身教，讓我得益匪淺。林伯伯曾戲言，說我父親生長在“談笑皆鴻儒”的環境裏，我作為他的兒子，自然也跟著沾光。對於自己親眼見過的前輩作家，有許多話可以侃，有許多掌故可以賣，然而林伯伯卻是我開始寫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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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寫於1996年的12月，當時何鎮邦先生在山東《時代文藝》上主持一個專欄，點名要我寫一點關於林斤瀾的文字。我一揮而就，並揚言這樣的文章可以繼續寫下去，結果以後除了一篇《郴江幸自繞郴山》寫了汪曾祺和高曉聲，從此就沒有下文。陸文夫過世的時候，很多報刊約寫文章，我在追思會上也表示要寫一篇，轉眼又是好幾年過去，文字卻一個也沒有，真有些說不過去。
大約是70年代末，我正在大學讀書，動不動逃學在家。有一天，父親領了一大幫人來，其中早已熟悉的有高曉聲和陸文夫，不熟悉的是北京的幾位，有劉紹棠，有鄧友梅，有劉真，印象中還有林斤瀾。所以要說印象中，是事情過了三十年，重寫這段往事，我變得信心不足，記憶開始出現問題。或許隻是印象中覺得應該有，本來還有一個人要一起過來，這就是劉賓雁，他臨時被拉去做講座了。
多少年來，一直都覺得那天林斤瀾在場，當我認認真真地要開始寫這一段回憶文字時，突然變得謹慎起來。本來這事很簡單，隻要問問身邊的人就行，可是過眼煙雲，父親離世已十七年，高曉聲和陸文夫不在了，劉紹棠不在了，當事人林斤瀾也走了，劉賓雁也走了，劉真去了澳大利亞，國內知道這事的隻剩下鄧友梅。當然，林斤瀾在不在場並不重要，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年頭的右派常有這樣那樣的聚會，而林卻是混跡其中唯一不是右派的人。
父親在世時，常說林伯伯的小說有些怪。怪，是對流行的反動。他不是寫時文的高手，和眾多製造時髦文章的寫手混雜在一起，在林伯伯看來也許很無趣。道不同不相為謀。林伯伯寫毛筆字，寫的是篆書。他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大紅大紫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聽林伯伯說過，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小說，都不適宜發頭條。現在已有所改變，他和汪的小說屢屢上了頭條，說明時文已經不太吃香，也說明隻要耐著性子寫，小水長流，則能穿石。出水再看兩腿泥，文章小道，能由著自己的性情寫下去，總能在曆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十多年前，高中畢業無事可幹，我在北京待了將近一年，那段時間裏，常常陪祖父去看他的老朋友，都是碩果僅存名震一時的人物。後來又有幸認識了父親一輩的作家，經過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雙重洗禮，這些人像出土文物一樣馳騁文壇，笑傲江湖，成為當代文學的中堅。前輩的言傳身教，讓我得益匪淺。林伯伯曾戲言，說我父親生長在“談笑皆鴻儒”的環境裏，我作為他的兒子，自然也跟著沾光。對於自己親眼見過的前輩作家，有許多話可以侃，有許多掌故可以賣，然而林伯伯卻是我開始寫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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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寫於1996年的12月，當時何鎮邦先生在山東《時代文藝》上主持一個專欄，點名要我寫一點關於林斤瀾的文字。我一揮而就，並揚言這樣的文章可以繼續寫下去，結果以後除了一篇《郴江幸自繞郴山》寫了汪曾祺和高曉聲，從此就沒有下文。陸文夫過世的時候，很多報刊約寫文章，我在追思會上也表示要寫一篇，轉眼又是好幾年過去，文字卻一個也沒有，真有些說不過去。
大約是70年代末，我正在大學讀書，動不動逃學在家。有一天，父親領了一大幫人來，其中早已熟悉的有高曉聲和陸文夫，不熟悉的是北京的幾位，有劉紹棠，有鄧友梅，有劉真，印象中還有林斤瀾。所以要說印象中，是事情過了三十年，重寫這段往事，我變得信心不足，記憶開始出現問題。或許隻是印象中覺得應該有，本來還有一個人要一起過來，這就是劉賓雁，他臨時被拉去做講座了。
多少年來，一直都覺得那天林斤瀾在場，當我認認真真地要開始寫這一段回憶文字時，突然變得謹慎起來。本來這事很簡單，隻要問問身邊的人就行，可是過眼煙雲，父親離世已十七年，高曉聲和陸文夫不在了，劉紹棠不在了，當事人林斤瀾也走了，劉賓雁也走了，劉真去了澳大利亞，國內知道這事的隻剩下鄧友梅。當然，林斤瀾在不在場並不重要，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年頭的右派常有這樣那樣的聚會，而林卻是混跡其中唯一不是右派的人。
林斤瀾沒當上右派幾乎是件笑話，能夠漏網實屬幸運，他和右派們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也沒少犯過錯誤，也沒少受過迫害。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想想1949年以後，改革開放之前，作家哪有什麼好日子可過。林斤瀾從來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把他和右派們放在一起說，沒有一點問題，有時候他甚至比右派還右。上世紀90年代初，我去北京開會，好像是青創會之類，反正很多人都去了，一時間很熱鬧很喧囂，我打電話問候林斤瀾，他很難得地用長輩口吻關照，說多事之秋，做人必須有節操，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做人不一定要狂，但是應該狷的時候，還是得狷，不該說的話千萬不要亂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我明白他說的那個意思，讓他盡管放心，我本來就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表態，更何況是說違心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