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我為什麼要寫作”這一問題時，王小波幽默地以一個登山家的故事作為答案：“有人問一位登山家為什麼要登山——誰都知道登山這件事既危險、又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他回答道：‘因為那座山峰在那裏’。”（6）同樣，另一座山峰也吸引著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對於一個智者來說，沒有什麼比求知更為快樂的事了。熱衷於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識分子，常常樂在其中，樂此不疲。維特根斯坦臨終時心滿意足地說：“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另一個物理學家海森堡說得更絕：“我就要死了，帶上兩道難題去見上帝。”王小波提到這兩件事，就特別感慨：在天堂裏享受永生的快樂嫌不夠，還要在那裏討論物理！（7）愛知者，必樂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說到探智慧，就掩飾不住內心的快樂。知識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識還是表麵的東西，知識的背後有一種精神，那就是人類的理性。在一個瘋狂的時代裏保持沉默，也等於守護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像空氣一樣要緊。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時代，因為他隻會以理服人，不講理，毋寧死。（8）王小波是從一個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從年代裏走過來的，他對信仰總是持著某種懷疑，因為那種“就是好”的信仰邏輯根絕了任何講道理、講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經變得極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國之後，是他的老師說服了他，令他承認：“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仰才成。”（9）但他依然警惕著信仰的濫用。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以崇高的名義迫害異己的齪齪事情實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條隨時有可能咆哮泛濫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範它。信仰是為了達到善，但善的裏麵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則就是比不信還要壞的偽善。（10）
當年法國大革命期間，上了雅各賓斷頭台的羅蘭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在中國，未嚐不可以這樣說：至善，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推行！真與假，事實與謬誤，是無法通過信仰解決的，那屬於人類理性的範疇。為了防止以善作惡，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緊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對信仰、反對至善，他所厭惡的僅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沒有是非的善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