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一個最關鍵的詞是“個人”。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歐陸式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積極自由”，是個人思想與意誌的自主。但這還不夠。“積極自由”如果過於擴張，沒有邊界，就有可能侵犯別人的自由。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文化精英的話語霸權，就是再好不過的現實標本。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恰好能夠彌補“積極自由”的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極自由”，是每個人的思想、言論與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17）“消極自由”盡管目標卑微，不及“積極自由”那般崇高、奮發進取，卻是個人自由最真實、最可靠的保障。
極富英國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王小波反複申說的，就是自由的消極—麵：“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麼樂意。”（18）他對別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為他們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僅僅是因為他們也是一個人，有著與自己同樣的自由權利，包括選擇信仰、判斷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權利。早幾十年，胡適之先生曾經講了一句飽經風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這種具有英國風範的消極自由傳統，在中國大陸早被無休無止的“積極自由”狂熱騷動攔腰斬斷，如今，王小波以隻手之力，續接斷脈，其境其情，怎麼不能令人感歎！
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獨的，可以說是特立獨行的。他曾經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雜文，叫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他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19）中國的知識分子太熱衷於設置別人的生活了，他們的使命感太強，總是覺得該搞出點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他們不僅想當牧師，而且想做聖人和上帝。（20）
中國的許多事情的確讓人看不懂，一邊大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一邊卻在歌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像古已有之的好皇帝、聖人一樣，簡直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精英群體的人格理想。不僅重權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國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連手無寸鐵的思想家都想當精神的救世主，當民族的素王！他們以一種居高臨下的精神優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導平民大眾應該如何如何，不該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中的話，辛辣地嘲笑這些家夥“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識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們大愚若智的可笑：“一個隻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愚蠢。”（21）
愚蠢並不一定是惡人所為，更多的情況下，倒是善良意誌的產物，是在道德召喚與理想主義的名義下做出的。於是，王小波觸及到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對道德理想主義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