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故他在 “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重要”
道德理想主義曾經是王小波這一代人的精神旗幟。當年，他們在巨大的烏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種強烈的道德激情，為實現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奮鬥。革命退潮之後，這一代人的精神整體發生了分化，許多人以一種悔不當初的世俗心態告別了過去的烏托邦熱忱，而以張承誌為代表的道德堅守者們仍然以悲壯的精神掙紮，支撐著那麵傳統的理想主義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簡單的拋棄/堅守的二元立場，對自己曾經信奉過的道德理想主義進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鐵生是一種反思的類型，他以一種歐陸非理性主義的立場，揚棄了傳統理想主義中目的論的唯理主義成分，代之以注意過程的、以虛無和荒謬為底色的新理想主義。（22）王小波可以說是另一種類型的反思者，他的個人氣質和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會像史鐵生那樣，在歐陸存在主義的基地上重構理想主義，而是在英美經驗理性的立場上，對道德理想主義予以無情的重創。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談到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中古遺風”：“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係，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幹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係說別人。”（23）他們總是以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做出—副人間楷模的樣子，然後批評、教導別人。本來，做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識上有所成就，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先想到的卻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別人都跳出了自己設置的如來佛的手掌心。（24）
在這裏，涉及到一個基本的立論假設：知識分子究竟是一個知識的存在還是一個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時期，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知識與道德都不是分離的，知識從屬於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識分子首先是一個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後才是一個知識的存在。到了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職能與教士的職能發生了分離，將修身齊家的道德職能還給了教士，將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職能還給了政治家，惟一留給知識分子的，就是一個知識性的格物致知。對此，王小波明確地認為，“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重要。”（25）這幾年，一些知識分子不斷地反省知識分子的罪孽深重，諸如“褻瀆神聖”啦、“厚顏無恥”啦，但王小波不這樣看，他堅決地認為，如果說中國知識分子真的有罪孽的話，決不是在道德方麵，而是在知識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夠知識分子的資格。（26）那麼，知識分子是否就沒有必要關懷道德倫理問題？是否就陷入了價值的相對論立場？在王小波看來，問題不在於有否必要關懷，而是如何個關懷法。他指出：“在倫理道德的論域裏，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隻有詳細地考慮有關證據，經過痛苦的思索過程，才能搞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就是這樣考慮倫理問題的；另一種認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根本無須考慮，隻剩下如何行動的問題”，“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推進它”。（27）顯然，後者是道德理想主義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歡的經驗理性方式。知識分子對道德倫理問題不是不可以有立場，但應該是人類的立場、科學的立場和理性的立場，而不是簡單的價值選擇立場。（28）以理性的態度、人類的關懷研究倫理道德問題，這是知識分子的分內之事，至於應該作什麼樣的價值選擇，則留給每一個有行為能力的個人。不管是聖人還是君王，都沒有權力為個人作這樣的價值決定。